第三部 工厂

几年前，我沿着长城废墟进行了第一次长途自驾游，一段段长城经过的农村正在逐渐逝去。我在三岔找到了一个家，因为我很想建立起跟现代农村的某种联系。到了浙江，我思考的则是未来。在中国的南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高速公路那样迅速地改变着地区面貌：农田消失，工厂冒出来了，创业者、打工者涌进城来。

我们很少意识到变化的速度，除了当我们购买商品掏钱时的那一刻。我有一个愿望，希望大家不要过分抱怨食品价格和简单劳动服务行业价格的上涨。除却交易成本，提高了收入的他们，是比我们更弱的弱势群体——农民、打工者。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凝聚起共识，推动下一步更关键问题的解决。是所谓“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人力资源这个词的意思更多停留在字典的层面：几百万人需要找活儿干，大大小小的工厂则需要这帮人拼命干活，再精妙的语言也淡化不了如此严峻的供需关系。不管老板们把理想的员工想象成什么样，动机最重要。说到理想员工，老板们常常把这几个字变成了像机器人一样的东西——他们希望那些求职者年轻，没有经验，没有文化。他们不希望看到与众不同的发型，不希望员工们有任何业余爱好，不需要干活儿的员工表达意见。

在更高级一点的企业里，需要招募有思想的智力劳动者，那么工作顺畅的前提就是洗脑，要么老板洗，要么自己洗。
这个故事能够讲述成功的关键在于其中的多愁善感：一定要是某个离乡背井之人的故事，最好是双亲尽失，或者是弃儿，或者是老婆被拐跑。因为观众多为男性，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无法企及的女性人物。

在长沙和长春，我看过两次当地最叫座的两个大型娱乐晚会。与何伟书中描述的小阵仗相比，这种城里的娱乐活动与其有所不同。相对电视节目，它们显得格调不高，套路往往是这样的：来点荤段子，整点流行歌曲翻唱，弄点获过奖的杂技高手耍耍手艺，等等。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从某种角度来说，剧团里有些不是人，只是“艺人”。因为他们为人的尊严必须在演出的过程中舍弃。
对中国的新兴城镇而言，前来报的头几批开路先锋具有很明显的局限性。而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在当时，那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社会，不过，至少已经具有了早期意义上的社区和法律。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

谢谢作为一个外国人的何伟非常独到的视角，正是听梁文道读过这段话才激起看这本书的兴趣的。
无可避免，任何国家都面临这浪费巨额财富的诱惑，而中国正巧面临的是对人力资源这种财富的浪费。

结束这拨人口红利之后的日子究竟会怎样，会倒逼出好机制，还是坠入深渊，我只能尽量让自己相信前者。
尤其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这样的制度竟然运作良好。它不一定非要取悦于人，而且肯定没有绝对的公平，可却非常管用。

没错，这是最大的问题。
这里的社会流动性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高，天资聪明和辛勤劳动通常会得到回报。

没错，这是最大问题的重要原因。
最让我为之一振的是那些个人主义的迹象——一些人据此摆脱了小村子里的群体思维模式，学会了自己拿主意，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可如果要把他们个人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社会层面上的问题，还需要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也许，最终的动机还在于经济——我常常感觉到，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

没错，这是解决最大问题的步骤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