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安德鲁的葬礼

那年夏天——我丈夫去世的那年夏天——我们都有一些不愿意舍弃的东西。儿子还穿着他的蝙蝠侠服，我仍然在用丈夫的姓；小蜜蜂，尽管她和我们住在一起是比较安全的，但还不愿舍弃她在恐惧中取的这个名字。那年夏天，我们都游离于现实之外，我们都是逃避自我的难民。
显然她告诉他她要来，可我猜他不愿再看到她的脸。五天后他上吊自杀了。他们发现我丈夫时，他的两只脚腾在空中，没有踩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土地上。当然死亡是一处避难所。在那里你无法再用一个名字或是一张面具或是一件披风吧自己隐藏起来。在那里你的良知里的任何一处领地都无法为你提供庇护。
小蜜蜂早晨八点整到来，殡仪员十点整敲门，一分一秒都不差。我猜想他一定先在门口默默站了几分钟，盯着手表，等着我们的生活出现断层的准确时间，然后轻叩了三下锃亮的黄铜门环，宣告我们的过去和未来从此切断。
眼前的一切让我产生了错觉，就像是通讯簿里的所有任务身穿黑色丧服齐齐出场，但是没有按照字母表的顺序就座，而是自己依照某种不成文的哀悼礼仪来选择座位：有血缘关系的至亲坐在靠近灵柩的地方，女性密友们不情愿地围坐在洗礼盆附近。我不敢回头看自己的身后他们自然而然形成的座次。
我从来都不是那些快乐女人中的一员。她们坚持认为蔚蓝的晴空下也会有灾难发生，而对我来说，寻常日子里有数不清的预兆和无数的波澜，比如安德鲁没刮胡子，一个工作日的晚上开启了第二瓶酒，还有他在周五截稿日的文章中使用的被动语态。“已经被社会所接受的某种态度让评论员有些迷惘。”这是我丈夫写下的最后一句话。在《泰晤士报》专栏中，他向来用词严谨。对外行人来说，“迷惘”和“迷惑”是同义词，对我丈夫而言，这是在慎重地道别。
当灾难对自身力量信心十足的时候，它会轻动嘴唇来宣告它的到来吗？
我发现他在哭，就问他是谁打来的电话，可他不愿意说。既然我们都醒了，查理又在熟睡，接着我和他就开始做爱。有时我习惯和安德鲁这样，真的，这样做更多是为了他而不是为了我自己。当我们的婚姻走到那个阶段，做爱已经成为维持婚姻的一种方式。我不知道——事实上，现在也不知道——要是不把暖气装置里的空气放出来，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一个谨慎的女人可不会去冒这种风险。
对我来说，不去帮助这个人真实可耻，不过，我被两种羞耻感煎熬着：一方面是不履行人性的责任而带来的耻辱；另一方面，自己又羞于在众人中首先伸出援手。
这场战争从我儿子出生的那个月开始，已经持续了四年，伴着我儿子成长。起初，战争和儿子让我感到巨大的惊诧，源源不断地关注着他们，但是年复一年，他们变得独立自主，我的视线也可以从他们身上长时间地移开了。有时会因为一个特别的事件暂时关注他们中的一个；有时，像现在一样，我总是会想：天哪，你不是已经长大了吗？
我把电话和我自己都调到无声模式。静默在那个星期里一直陪伴我左右。它在回家的出租车上哀号；在我从托儿所接走查理时号哭；在给我父母打电话是崩溃；当殡仪员说明橡木和松木棺材的优点时，它在我耳畔大哭；当《泰晤士报》的讣告编辑打电话给我核实最后的细节时，它抱歉地清清嗓子。现在，沉默已经跟着我走进了阴冷的、回音缭绕的教堂。
我坐在教堂前排坐席上，搂着儿子，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开始颤抖。牧师正在致悼词，他用过去时态谈论我的丈夫，悼词简洁明了。我想起来，牧师从来没有像我一样用现在时态谈过安德鲁，没有审读过他的专栏文章，没有感受过他像个破钟摆似的在我体内运动。
送葬者们围在墓穴边缘，被这可怕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初次认识死亡要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我一直没有把手中的泥土洒进墓穴，仿佛也无法将它放下。两小时后，我在家里的厨房独自待了一会儿，发现首例还紧握着这把泥土。我把这一小撮米黄色的泥土留在了干净的蓝色棉质餐布上，但是过了几分钟我回来时，发现谁经过桌旁时扫走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