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页 丹东与妓女

	从什么地方说起呢，先讲讲我之前有的许许多多的困惑之一吧，务请别笑出声。
	大约是刚入高中的时候吧，在心里揣着的热乎乎刚学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简单理论的兴奋劲儿——毕竟是第一次有人帮我整合出一套道理来说明向我说明这个世界——撩拨下，我开始想（象）所谓的社会规律和人之间是怎样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人的活动是在规律的支配下带动社会走向一个未知的未来呢；还是说人的活动，会被“规律”修正，（就相当长的时期而言）而被导向某个特定的结果呢？当时的我当然不知道我撞上了命定论和自由意志的问题。其实马克思的观点应该是比较类似于后一种的。《丹东与妓女》一章中，刘小枫说罗伯斯庇尔是马克思的先驱，即意指马克思的理论中有很多地方将虚幻的“公义”加诸个体之上。
	无独有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也曾将马克思主义做过这样一个类比：“犹太人对于过去和未来历史的理解方式，在任何时期都会强烈地投合一般被压迫者与不幸者。圣奥古斯丁把这种方式应用于基督教，马克思则将其应用于社会主义。为了从心理上来理解马克思，我们应该运用下列的辞典：
	“亚威=辩证唯物主义
	“救世主=马克思
	“选民=无产阶级
	“教会=共产党
	“耶稣再临=革命
	“地狱=对资本家的处罚
	“基督作王一千年=共产主义联邦
	“左边的词汇意味着右边词汇的感情内容。正是这种素为基督教或犹太教人士所熟悉的感情内容使得马克思的末世论有了信仰的价值。”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尼采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工人运动的宣传风格倒还算熟悉，在他们眼里，上帝已经“死了”。之前的基督教信仰中，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人类，上帝用它自身——毋宁说，人用上帝——把人和虚无隔绝开来，使人得到了一个获得性的人生意义。在东方，人们相信灵魂循着因果的报应轮回，借此避开了直接面临虚无，而是绕着它转圈。而在西方，上帝是个绕不开的最初因。上帝的本体论论证说：既然我们不能想象比上帝更大的东西，那么上帝实际上也就是存在的（在观念中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人不可能认识上帝——能感觉到其存在，却无法用知觉透彻地把握——上帝就是逻各斯，道就是基督的肉身。马克思的学说赶走了上帝，却更稳妥地承担起了上帝的任务。而那些在上帝死后直接撞见虚无的人（比如这一章中的丹东），只有从自己肉身生出的的生存感觉作依凭，展开了各式各样的探索，直到存在主义，方才缓释了这种直接面对虚无的痛苦，润泽了一整片荒原。
	“丹东觉得上帝对这个世界实在多余，想要没有上帝的生活，结果撞见虚无；罗伯斯庇尔觉得过去的上帝无能，不能真的救人，便把上帝驱走，自己成为上帝之子，结果撞见虚无。他们在面对人的身体的痛苦时，都只想靠人的身体力量（自然的适性或人的道义的适性）来克服痛苦的无意义，却忘了肉身本是赤裸裸的Physik……设想出不同的人义性的自由方案来承负身体偶在的悲惨，发现承负的只是一个最终会化为虚无的身体。”
	丹东的选择基于身体的生存感觉，既然不要上帝，在渺茫的虚无之中人所能依凭的也就只有自己的肉体，肉体的享乐是最切实可靠的，虽值得留恋却不足以支撑的价人值，因此丹东虽仍有些依依不舍，最终也还是走向了断头台。罗伯斯庇尔的毁灭，则在于试图以人之力，去完成人的救赎，他站在体制的最顶端，看得比谁都清楚：这个体制只是世俗斗争的一个方便的产物，甚至他要救赎的对象，也不过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已。
	这里还要说到“人民公义”的想象性。所谓的“人民公义”，不过是一个政治上方便的假设罢了，它对个体而言往往是以一种压迫者的姿态呈现的：建筑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权力机关，会倒果为因，用虚构的教条约束个体（想想毕达哥拉斯学派禁食豆子的规定，那时起作用的是迷信，而今则是想象中的人民的道德地位），区分异己。以“人民公义”构建的体制，从最轻微的程度上讲，在价值上对异己分子是排斥的，个体如果不能在这个“人民公义”的价值体系中找一个位置，便毫无价值，甚至会被消灭。
	“自由民主国家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区别，不在于一为法治国家，一为人治国家，这两种政体都是人治，差别在于人治所依的法不同。”
	“‘人民’道德是总体性的或共同体的公义伦理，不是有个体差异的实质伦理脉动……人民成了美德的公义符号，在人民的公意道德中，个人的价值偏好必须得到矫正……在人民民主的国家中法律保证的是人民公德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生活想象的自由。所以，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自由就是为了人民公义的道德可以做一切事……”
	民主概念的欺骗性也就在于此，纵然在集结人类力量方面，“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是必不可少的（纵然不能保证路线的绝对正确，却能有效避免内耗），但也正因为这样，毕希纳才会哀叹“个人只是波浪上的泡沫，伟大纯属偶然，天才的统治是一出木偶戏，一场针对铁的法律的可笑的争斗，能认识它就到顶了，掌握它是不可能的……”因此，毕希纳和丹东，都用一种价值上的取消主义来反对罗伯斯庇尔的作为——“必须”这个词该受到诅咒，崇高既然已经不属于上帝，那么把他交给人类也是一样的可笑——丹东明白人议论和审议轮一样靠不住，他说：“我们缺少一种我也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可是既然这东西在五脏六腑里根本就找不出来，为什么我们还要彼此把肚子划破呢？”他最亲密的门徒调侃颇有慷慨就义风范的拉克罗阿：“他还把自己的臭尸体当做培养自由的施了大粪的温床呢！”
	如果罗伯斯庇尔确如毕希纳所说撞见了虚无，那说明他还是诚恳的、多少有些清醒的，没有别的位置能比他站的地方的更能看到革命的真实全貌了。“罗伯斯庇尔发现，自己不惜牺牲他人的身体来推行道德加恐怖的民主专政，本来是为了救别人的身体（积极自由），结果自己成了‘鲜血淋漓的救世主，只知道把别人送上祭坛，不知道牺牲自己’”，他将自己与耶稣比较：“身子耶稣用自己的血解救世人，我却要世人自己流血解救自己。圣子从痛苦中尝受欢乐，我要尝受的是刽子手的痛苦。我和他比起来，谁比我的牺牲精神更大？”这恐怕就是政客大多不诚恳的原因之一：政治真正需要的是看透全局的智慧，而且只需要让民众认为你有信仰和热情便可——因为你还要有煽动民众的能力。
	告别了上帝的人类，在虚无中只有自己并不完美的肉身可以依凭，而这就是现代性的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