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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 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
轮台之诏的颁布,不能说是及时的。在征和以前的若干年,出现过需要转折也有可能实现转折的时机,但汉武帝丧失了这种时机,延误了转折…… 如果细细考察汉武帝在32年中完成的每一项事业的具体时间,我们就会,绝大多数事项都是元狩(前122-前117)、元鼎(前116-前111)年间做成的;有少数完成于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只有伐大宛一件事在元封以后,而伐大宛虽然事出有因,但并不是必要的。如果不计伐大宛这件事,那么汉武帝在元封年间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从此着手实行政策的转折,应当说正是时候。 元封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年号,它是以举行封禅典礼而得名的。封禅典礼盛大隆重,时人非常重视。《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司马谈不得参预大典,“发愤日卒”。封禅的意义,据《汉书·武帝纪》注引孟康所说,是“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汉武帝认为自己该办的事都已经或都即将办完,可以说已经到了“功成治定”的时候,才于元封元年举行封禅大典,并使用元封年号。这就是说,在元封年间实行政策的转变,应当是汉武帝考虑过的。 资治通鉴征和二年,有一长段叙述巫蛊之祸始末的文字,内容非常重要,但不见于史记汉书及今存北宋以前其他有关史籍。其中有几句追述汉武帝对大将军卫青所说的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卫青死于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说此话的时间下限不能晚于此年,上限当在元封中或更早一些。这是我们能够见到汉武帝表示有必要改变政策的最早记录,它出于汉武帝的郑重思考,而不是敷衍之辞。 转变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汉武帝对此也有所认识,为什么他要迟到征和末年自己临死前,才在轮台诏中确认这种转变呢?这一问题,我们从史籍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只能从事态发展中探寻迹象,进行分析。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另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汉武帝在积极完成事业的过程中,该止步的时候没有止步。他师心自用,侥幸求逞,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因而延误了政策转变的时间。只是到了最后时刻,他才下决心颁布轮台哀痛之诏,力图挽回将颓的局势。引自 论轮台诏——轮台诏颁布的时机武帝既然知道需要守文之主,又知道卫太子是守文之主,为何还是在最后除掉了卫太子? 1. 武帝是真心忌讳巫蛊之乱,既怕又怒还恨,一时情感破碎了理智。 2. 武帝用卫太子下了一盘很大的棋应该不是2吧……
武帝既然知道需要守文之主,又知道卫太子是守文之主,为何还是在最后除掉了卫太子? 1. 武帝是真心忌讳巫蛊之乱,既怕又怒还恨,一时情感破碎了理智。 2. 武帝用卫太子下了一盘很大的棋应该不是2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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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跋语:陈先生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论及官渡之战的意义,曰:“此战实亦决定东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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