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1页 第六章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缺乏有效的法治，缺乏民权思想。这个特点来源于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儒家学说。他将道德和政治混为一谈，是一种道德和谐的哲学，不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哲学。制定完善的制度、完备的法律和有效地得到执行法律的出发点是，认为我们的统治者可能是一些无赖、骗子或窃贼。他们可能会滥用职权，侵犯我们的权利。于是我们可以依靠法律来保护我们的权利。而中国人有关政府的观念却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政府官员是“父母官”，他们也常常自称是“父母官”，他们实行的是仁政，当官就是“为民作主”。他们会象照顾他们自己的孩子的利益那样照看人民的利益。我们放手去让他们处理一切事务，给予他们绝对的信任。我们把数以亿万计的钱放在他们手中，但从不让他们汇报开支情况。我们给了他们以无限的权力，却从未想到过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把他们看作是正人君子，有教养的绅士。 

对这种“仁政”的批评，最细致、最公正、最尖锐不过的，非2000多年前的韩非子莫属了。他是“法家”的哲学家，生活在孔子之后约300年的时候。他是法家中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赞成法制的政府。他对人治的政府的弊端作了尖锐的分析。他所描述的中国当时的政治生活状况与现代中国的状况是那么惊人的相似。根据韩非子的观点，政治清明的开始在于抛弃所有道德上的陈词滥调，放弃所有道德教化的努力。笔者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早一天停止谈论所谓的道德说教，中国就有可能早一天出现一个廉洁的政府，变成一个廉洁高效的国家。这么些人坚持认为道德教化是解决政治腐败的方法，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他们思维方式的幼稚。表明他们没有能力把“政治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没有把政治和道德区别开来的勇气或能力。他们应该看到我们在过去的2000多年中，一直在重复着道德上的陈词滥调，却没有能够改善国家的道德状况，以产生一个稍为廉洁、有效率的政府。他们应该看到，如果道德教化还有一点点用处，那么经过2000多年的道德教化，今天的中国就应该是一个圣人与君子的国度了。事实却完全相反。这不是莫大的讽刺吗？ 

历来都是为官者道德败坏、祸国殃民，而不是人民道德堕落，毒化社会风气。与之相反，道德教育、淳化民风总是针对人民和老百姓。那些官员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于什么思想道德教育，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谈论不会有害于任何人，也绝对不会伤害自己。其实很可能这些官员、这些自羽为道德卫士的人的良心都有问题。我们发现许多官员讲起依法治国和惩治腐败时无不道貌岸然，俨然一幅正人君子、道德高深的模样。暗地里在勾引年轻女子方面却很有些手腕，攀比着“包二奶”，捞取私利更是手法隐蔽狠辣。我们讲“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他们在台上一讲就能讲几个小时，比谁都能讲。背后则是琢磨怎样捞钱、怎样把捞到的钱转移到国外、怎样升官、怎样去勾搭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所以，如果我们能早一天停止谈论什么道德，早一天讨论如何实现严格的法治，我们就会早一天迫使这些官员正视这些问题，阻止他们装模作样谈论如何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如何惩治腐败，如何如何去做廉洁的表率，如何如何按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简而言之，在韩非子时代和我们当今的时代，有两种对立的政治观点：儒家的仁政和法家的法治而不是人治。儒家思想假定每个统治者都是正人君子，从而把他们当作绅士对待；法家则假定每个统治者都是无赖、骗子或窃贼，所以在政治体制中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他将不正当的企图付诸实施。很明显，前者是中国人的观念，后者是西方人的观点，也是韩非子的观点。正如韩非子所云，我们不应该期待人们的行为端正，但是我们能够防止人们的行为出轨。这就使法家哲学的道德基础。换言之，我们不能期待我们的当权者是正人君子，总是在正义的大道上穿行。我们应该肯定他们是假定的囚徒，并想方设法阻止这些可能的犯人鱼肉人民、出卖国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后一种制度效果更为明显。他可以制止政治上的腐败。这样做比等着这些正人君子良心发现要高明的多。然而在中国，我们所作的恰恰相反。我们并没有假定他们是可能的无赖、骗子、窃贼，尽管我们早就应该这样做了。相反，我们把他们当做了正人君子。依照孔子的教导，我们希望他们是仁慈的当权者，爱民如子。我们期望他们诚实。我们对他们说：“干吧，公家的钱你就随便使吧。我们不要你做公开的预算，不要你公布账目。”我们对行政官员们说：“如果你变成正人君子，我们会给你立牌楼，永远瞻仰。如果你变成无赖、骗子、窃贼，我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我们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其人民这样仁慈地对待他们的行政官员。 

韩非子说，一切都大错特错了。我们对官员们的道德天赋期望太高了，不免太冒险、太托大了。如果韩非子活在今天，他会建议我们把这些官员假定为无赖、窃贼或者骗子，并对他们说：“我们不会规劝你去走正人君子之道。你变成正人君子我们也不会为你立牌楼。然而你变成了无赖骗子窃贼，我们就送你进监狱。”如果有这样完备的制度和法律，倒是结束政治腐败的更理智、更迅速的办法。韩非子估计了他所住的国家的情况后说：“今贞贞之士不超过十个，而境内的官员有数百个之多。必用贞贞之士，则没有那么多的人可以任用。这类人少了，就不得不拿来充数。这样一来，“则治者寡而乱者众。”今天我们不也是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说法：“现在的官员，让他们排成一队，挨个拖出去枪毙，还是有冤枉的；但间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不就是对现今官吏制度的一种嘲笑吗？与韩非子对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估计相差不远了。不少人认为，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就是“吏治失误”。可总有一些人说“造成这种失误的根本原因是教育。”可怜的天啊，绕来绕去，又回到教育上来了。我们何时才能正视我们只能靠制度，而不是靠思想道德教育来防止官员腐败啊。治国之道还是要回到法律上来。韩非子否认“父母政府”有任何好处，因为即使是父母，也未必能成功管理好自己的子女。期望统治者热爱人民象热爱自己的子女一样，是不理智的。他冷静幽默地问道：孔子以自己大仁大义聚拢了多少弟子呢？他在千千万万人中只吸引了70个弟子，这不清楚地说明了道德没有用吗？期望所有的统治者都象孔子那样喜欢道德，期望所有的子民都象70个门徒那样喜欢道德，这难道不是很不理智吗？ 

韩非子对当时他所在的国家的描述与当今中国的现状是何其相似。那些地方官员及老百姓的性格特点与现代人如此相仿。他把当时官府的腐败和人民的漠然归咎于法律保护的缺失和制度的不完善。他说所有的麻烦都是由于缺乏“公开的和公平的”法律。他说，那时官吏的腐败是受到鼓励的。“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垂，事败则以富退处。”正因为制度缺失，人们的升迁要靠人际关系，连带出了整个社会的腐败糜烂。今天的官员们，搞垮了国有企业，哪个不是穷庙里的富方丈。退下来的官员哪个不是富得流油，县级以上的干部哪个不是争先把子女送到国外？财产实名制法律再不出台，只怕到了某一天整个国家的官员都该被枪毙了。今天的腐败案子越查越大，越查牵连的人越多，腐败特点成集体、团体发展趋势，跟黑社会组织已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了。韩非子确是道破天机的人。 

与儒家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教义针锋相对，韩非子说“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所设想的法律是人不分贵贱、贤愚，一概都要遵守的。把孔夫子作为思想家，把理想化的道德说教推崇为政治理论，让仁慈的道德来管治国家和政府，如此异想天开的观点竟被作为治国的口号，真是幼稚可笑。用孔子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政府总是历史上最腐败的政府，这种政府管理的国家也会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原因不是中国人更堕落。而是当你把这些官员当作正人君子，就象我们中国人一直做的那样，林语堂说：结果只怕不到十分之一的官员会可能会变成正人君子，十分之九及以上的人会变成无赖、骗子和贪污犯。然而如果你把这些官员当作无赖、骗子、或者贪污犯，用刑法相威胁，正如西方人做的那样，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可能会变成无赖骗子窃贼，十分之九的人会变成真正的正人君子。这是韩非子2000多年前的忠告。当今世界，能够杜绝谋取私利的歪门邪道，而严正地执行国家法律的的国家，人们就会安居乐业，国家就会安定团结；有能够奉公守法的官吏制度，国家才会富强。强国之道是靠健全的法制，得到有效执行的法律，不是靠纪律约束，更不是靠百无一用的思想道德教育。 

中国今天要做的不是对政治家、官员们的道德教化，而是怎样把那些违法的人送进监狱。在那些人一边享用纳税人的血汗，一边想着怎样移民美国、怎样让自己的家人获得美国的绿卡，一边想着怎样更快地往上爬，一边怎么能更安全、更隐蔽、更快速地捞钱时，谈论建立廉洁的政府，纯粹是白费力气。中国现在所需要的不是道德教育、纪律约束，也不是正直或者荣誉，而是简单的真正的依法处治。或者说最需要的是尽可能的把那些既不道德、也不正直而且贪得无厌的家伙拖出去枪毙或者送进监狱。那些认为我们讲的将人性置于法律之下的观点伤害了他们的感情的官员，就应该去想一想自己是否愿意在一个严格按照孔子的仁政观点管理的公司中投资。这个公司中，股东们不举行任何会议，不清理账目，别人也不查，对携款逃走的经理、职员公司也不追究，公司开支就凭公司的人随意。我们的国家虽然不完全是这样，但也差不甚远。我们的法律和制度健全之前，我们的各级政府就跟这样一个总公司、分公司相似。这里只有经理职员们在牟取暴利，股东们却在失去信心，他们感到沮丧――他们就是中国的老百姓。 

希望我们不要再做“以德治国”的梦了，扎扎实实回到如何健全制度和依法治国的道路上来。研究如何实行财产实名制以及如何完善有效防范官员贪污腐败等法律和制度，以及如何确保法律得到有效地执行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