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总之，六十年代大大增强了政府对普通美国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同时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公民个人生活的干预——而这与后来保守派政客要做的事情恰恰相反。然而，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六十年代最重要的遗产是在政治机构和立法之外。有人看重的是性解放、迷幻药和摇滚乐所构成的醉生梦死的文化；另一些人则怀念由学潮和道德谴责构成的群众运动，其抗议的目标起初是核战争的威胁和南方的种族歧视，后来是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还有的人把它描述成生活方式变迁和个性张扬的狂欢，其光怪陆离的场景催生了"新新闻"，并被媒体反复炒作——用汤姆·沃尔夫的话来说，那是"一场龇牙咧嘴的闹剧…
在保守派看来，六十年代使美国失去了道德方向：爱国主义削弱，核心家庭瓦解，公共文化充斥淫秽和暴力，毒品和犯罪日益失控，父亲、教师、教士和国家的权威不断降低，公共秩序和个人纪律土崩瓦解。在过去三十年中，共和党基于这一指控，建立了强大的竞选机器，从民主党手中夺取了蓝领工人、南方保守派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选票。与此种观点相对的是许多成长于六十年代的人难以割舍的回忆，特别是当时的学生或青年教师，他们心目中的那十年是个性解放、同代人团结、社会良知和政治承诺的时代。

由于保守派盘踞华盛顿，他们所反对的许多六十年代价值观开始广为传播，这包括环境保护、政教分离、多元化、女权、一种本能的平等主义、对权威的质疑，以及反对武力解决国际冲突。

许多黑人激进分子从种族融合的立场转为黑人权利至上，把合作多年的白人同伴逐出圈外，与此同时，白人激进分子根据当年的口号，由"反对"转为"反抗"，由抗议转为骚乱。一如后来效仿他们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好战分子，他们的目的是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而不是实现战术的目标或渐进的变革。

追求完美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在本世纪，它使多少人惨遭杀戮——但是除非我们梦想一个完美的社会，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取得现实的社会进步的。

梅尔维尔的白鲸这个美妙的谜表明，现实会如何激烈地抵抗我们降服它的强烈欲望。伟大的理想最终可能会加强而不是消除我们的悲剧式局限感。

所谓长大成人就是第一次产生一种无法弥补和无法挽救的感觉；我们认识到，每走一条路，就一定有许多其他的路未走，许多路永远也不会有人去走。


如果我们尚无理由欢欣鼓舞，我们更没有理由抱怨和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