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7页 第四章第三节

就此分析，邓彰贤的背后有官方色彩的义勇，何玉成的背后有乡绅色彩的社学，林福祥的背后则是家族色彩的水勇，唯独韦绍光的背后似乎一无所有，只是一些自发的农民，尽管广东省文史馆的调查提及参战的打石工人、丝织工人时，都指明了他们的“行会”组织。但是，从广东省文史馆的�可看见一些迹象，当时参战的一些农民，后来为天地会的大小首领。
　　由此可以概略地分类：官府的义勇，乡绅的社学，农民（下层民众）的会党。所谓义勇，即团练，是官府不出资不征调的由乡绅控制的保卫乡里的武装。当官府将组织义勇的责任和权力交付乡绅时，乡绅原先组织的社学（或其他组织）立即便获得了义勇的称谓。关于这一点，在后来的广州反入城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义勇也罢，社学也罢，其主要成员为农民（或下层民众）。当义勇社学会党三方都在发展时，一个农民就有可能同时兼有三种身份。会党虽属下层民众的秘密组织，为官府所极力压制，但其首领亦有中上层人士，某些人就是乡绅。因此，会党与社学之间也摆脱不了干系。有些表面上由乡绅组织的武装，实际上就是公开化的变相的会党。这在后来的红兵起义中有突出的表现。
　　由此可见，把上述三类组织界线分明地化分开来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当这些组织（尤其是官府压制的会党）进行抢劫、与官兵械斗、为外国人提供劳务或食物、从事鸦片走私、甚至仅仅不愿与官府合作时，即刻又成为官府指责的“汉奸”。
　　就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具体情况来看，组织能力当属士绅为最强，各种长红、檄文也出自他们的手笔。他们的公开活动，也不会引起官府的疑惧，反而得到了事后的承认和赞许。作为秘密组织的会党，此时尚无挑大梁唱大戏之可能。但是，当何玉成的“柬传”能在一天之内于“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生效时，人们也不免怀疑，何氏的“怀清社学”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有无会党的暗中操作？要知道，当时的天地会（三合会）是一支遍及中国南方的地下军！

可以参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二，三章中关于清末中南部民兵和地方武装的组织与结构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