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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活泼滑稽随风逐浪的精神,原不是中华民族本来的性格,然而一个文学发展史的叙述者,却可以把这种性格的形成,解释为“海派才情”与“商业竞卖”结合后当然的结果。

 “说明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堕落与腐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一切不能继续下去的错误”,把文学凝固于一定方 向上,使文学成为一根杠杆、一个大雷、一阵暴风,有 什么不成?文学原许可作这种切于效率的打算。文学虽 不能综合各个观点不同的作者于某一方向,但认清楚了 这方向的作者,却不妨在他那点明朗信仰上坚固顽强支 持下去。我们希望每个作者当他既认为必须在某种态度 下制作作品时,先不缺少认识他那所取方向价值的能力, 他还不能决定那方向的得失时,就莫太勇于然否,他既 决定他的信仰时,就莫因为稍受打击便即刻“投降”。然 而十年来的政治现象,正奖励到所谓“自首”这种人, 上海商人所支配的书业,则大半只在把一切作者,随时 改成各样入时面目以引诱读者,作为赚钱牟利的张本, 因此十年来的中国新文学,除掉一些不足道的新海派文 人与永远皆在那里转变的投机分子外,也就正只是用着 一批身在上海为商人帮闲而活着的闲人、一批置身大学顽固迂腐的教授,各自扮着种种小丑姿势,以个人生活 上的恩怨与个人情感上的爱憎为基础,展开了理论的场面,在也算是争斗寻觅中打发了十年日子。十年来成名 的教授迂腐如昔,一说话时总仍然只埋怨中国还无莎氏 比亚或托尔斯泰。成名的闲人,则带着本身在各刊物上 丑诋造谣的故事,走入老境里去,沉默了。其中凡稍稍 乖巧的,则又另寻出路作其他事业去了。也有身不服老 而又鲠直倔强的,带着游侠者的感情,在为弱小的事业 与孤单的理想力主正义,则依然仿佛本身站在最前线上, 作为人类光明的火炬,但自己在得失打算中既厌于执笔, 不能写点自以为合乎理想的理想作品,也不能用什么有 秩序的理论,说明所谓中国的纪念碑似的作品,是什么 形式,需什么内容,在某种方法上某种希望里可以产生。 只时时刻刻作着负隅自固的神情,向近在身边受了威胁 的小小一点,加以猛毒的一搏,却忘了大处远处自己所 能作所应作的事情。

明白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的生成,必需“把自己生 活加入广泛劳苦群众的生活,自己的感情成为普遍群众 的感情,自己的欲望恰是群众的欲望”,这样年纪青勇 于生活勇于写作者,并不是没有人。然而这种人,幸而 不被上海商人刻薄所饿死,便是被政府捕去所杀死。教授与战士,则惟各自以偏持的诚实,致慨于中国文学之 无望。若把这种种情景,排列在吾人印象中,同时且记 着两人活着时作品之被同志所忽视,又如像丁玲女士一 本销行最好的书《××××》,当海军学生被捕急于要 钱时,某书店用一百六十元购取了她这本将近十万字的 创作,以及被捕以前的年前十月里,穿了单衫过英美烟 公司工人处作 ×× 谈话,想向某书店弄二十块钱还办不 到,刚一被捕则书店中人便借她发了财,且誉之或承认 其为革命作家的也就只是这种商人,真使人愀然无话可 说。寂寞的生与悲惨的死并不稀奇,商人又有什么可稀 奇呢?这一切原皆十分自然,不过说出来时,在读者间 或稍稍以为古怪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