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第一篇

耗费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断断续续的读完了国富论的第一篇，用郭大力和王亚楠两位老前辈的标题就是《论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各种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一招来分配给人民各阶级的自然秩序》。。。。汗，民国时期的语言现在读起来确实很拗口，再加上亚当斯密的“英文古文”，和实习出差的间断，使得这一篇的阅读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没有形成体系化的思考，只是抓住了斯密思想的零星闪光点。哎，没办法，对于这种大部头的书断断续续的阅读效果确实不好。但有闪光点总算还是有所收获，姑且瞎白活两句吧。

斯密的论述，从劳动分工开始。在分工的深化之前的原始社会，人类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生产自身生存所需要的所有物质资料，大到房屋、粮食，小到衣服，针线。由于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技能、智力的不同，所以擅长的生产活动也有差别，身体强壮的人可能擅长建筑，心灵手巧的人擅长针线，懂的气候变化的擅长播种。但是，当这些人从事自己不擅长的活动时，生产的效率就大大地收到了限制，整个社会的生产水平也就停滞不前。有了劳动分工后，情况就有了改变。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从事自己最擅长的生产活动，并且，由于反复地操练同一生产，在学习曲线的作用下生产效率因此大大提高。斯密用那个经典的制针的例子印证了这一现象。分工之后，个人单位时间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全社会的生产效率也随之提高，再加上工业革命以来，机器的改良和有组织的管理，全社会的物质财富较之以往极大地丰富。

但是，个人生产的只是自身擅长的一种产品，但是其他的生活必需品都必须仰仗别人生产。商品交换应之产生。每个人将自己生产的产品中除满足自身需要的那部分之外，用作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通过这一交换过程，使得个人生产效率的提高成为了全社会的福祉。而交换，就需要确定交换物品的价值。交换初期的主要形式是物物交换，每一物品都可以成为其他物品的价值尺度。但是，如此一来价值尺度的不统一性给交换进程添了不少的麻烦，因此，经过长期的改良和实践，货币成为了最终的交换等价物。

接下来，斯密开始论述产品、劳动、价格、需求、供给、生产力发展等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具体内容由于太过复杂，且间断的阅读没能深刻地把握其精髓，因此在这不做叙述，留待下次阅读更深入地把握之后在详细阐述。其实主要的还是那些与需求供给曲线相类似的东西（什么产品或劳动供给增加，价格下降等等）。斯密认为，商品的价格应该能够补偿劳动工资、资本利润以及土地的地租，而生产力的变化、法令政策的改变等多重因素都会影响商品的价格，商品价格的变化反过来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具体章节包括《论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论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劳动工资论》、《资本利润论》、《论劳动与资本因用途不同工资和利润亦不均等》、《土地地租论》

在土地地租论一章，斯密花了大约90也的篇幅，对土地地租和银价变动做出了阐释。斯密认为“一切社会状况的改良，都有一种倾向，直接或间接，使土地的真实地租腾贵，使地主的真实财富增大，使地主对于他人之劳动或劳动生产物，有更大的购买力”。例如，在原始社会，谷物的生产水平较低，大批的田地荒芜或被用于放牧，因此，使得谷物的价格较为腾贵。此外，家畜的攻击过剩使得其价格低贱。高价格使得生产谷物不仅能够支付农民的工资，农业家的利润，还能偿付地主的地租。在地租的驱使下，更多的地主大片的开耕荒地，并投入财务改良农业生产。随着农田的开垦，用作畜牧的土地减少，在加上这些土地草质的低劣，使得家畜的供应量不足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肉类的价格也因此上涨。而价格的上涨使得地主愿意将更多的耕地用于畜牧。“假若价格的优越程度，超过了这限度，则必有更多的谷田，该做农场；假若价格的优越程度，没有达到这限度，则用作牧场的土地，一部分又必该做谷田。”

依我看来，在土地地租论中，最有趣的论述是本章小结。在小结中，斯密提到“年产物的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的人民的收入，一有地租生活，一由工资生活，一由利润生活。此三阶级，是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基础阶级”。

“第一阶级即地主阶级的利益，与社会一般利益，密切相关，不可分离。促进社会一般利益之事，亦必促进地主利益，妨害社会一般利益只是，亦必妨害地主利益”。想想古代的帝王，谁何尝不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呢，国泰民安，则不但可以青史留名，还可以保住锦衣玉食的生活，民生凋敝，则未免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然而，正如曹刿所论“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地主）不用劳力，不用注意，更用不着任何计划与打算，就自然可以取得收入，这一阶级所处地位安乐稳定，自不免于懒惰，懒惰，不但使他们无知，并使他们对于一切公法的结果，不能用思想来预料或理解”。多少帝王像是被冷水煮的青蛙，丧失了危机意识，忘却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千古定律而丢掉了大好河山。“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以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第二阶级即由工资生活的阶级的利益，也同样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但是，普通的老动者作为个体，力量微不足道，一方面“当社会实富入于停止状态时，劳动者的工资，马上就会低落，只够他们抚养家族，维持种类。。。。。。劳动者在繁荣社会不能享受地主阶级那样大的利益，在甩尾社会却要蒙受任何阶级所经验不到的痛苦”，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利益，虽然于一般利益密切相关，但他们没有了解一般社会利益的能力，更没有理解本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切”。确实，贫民百姓的眼中最重要的还是油盐酱醋，什么家国天下，总归还是口头上喊喊，整天埋头工作，挣取足够供养一家的收入，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怎样使“小民”的眼界放宽，不在整天着眼于蝇头小利，能够把组织甚至国家的利益与自身的利益结合起来？德鲁克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提到的功能社会可谓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一个功能社会中，所有的员工在组织中都拥有相应的身份和地位，而不再是“被社会放逐的人”，因此，人们不在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为生计而工作，他们有了更宽广的视野，有了对组织乃至国家的忠诚与责任，社会中迷茫、怨恨的情绪逐渐消除，整个社会“虽不完美，但至少看起来可以忍受”。在读了斯密的论述后发现伟人的思维往往不谋而合。

“第三个阶级，及赖利润生活的人。资本使用者的规划和设计，对于劳动各种重要作用，加以制驭指导，但他们这一切规划设计，却以利润为目标。。。。商人的利益，常常在若干方面，和公众利益相异。。。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家的利益，可是前者对于公众虽十分有利，后者却与公众利益相反”。的确，资本投入者（现在时企业管理者）拥有另外两个阶级没有的见识、能力，他们依靠勤勉努力，创造者极大的财富。然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使得“第三类人”往往做出一些违反道德，违反公共利益的事情。试想，唯一的“明白人”带领着一群盲者走向火坑，这是怎样的罪恶，这是怎样的悲剧。当良心和道德已经可以折换成金钱，整个人类的文明体系也将面临崩塌。“社会责任”、“管理者的合法性基础”，德鲁克给出过解决问题的良药，尤其在“机构性社会”和“员工社会”，一个企业的宗旨，一个社会的普世价值，需要管理者这一新型群体来守护。伟人在这一问题上又一次不谋而合。“经济学家不讲道德”，屁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