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页 梅贻琦：寡言君子

2005年，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在病榻之上，面对前来探望的国家领导人，突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亦被称作“世纪之问”。钱还说：“回过头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和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老的“世纪之问”的确发人深省，为何战火飘零的民国能够大师遍地，强人辈出；而承平盛世的我们却鲜有能再有开一门类之先河或于一界再执牛耳者？不免感慨，时势造英雄啊。

此等问题，我这等斗升小民自然不知道答案，只是试着想一想，却不由想起了蔡元培先生最初大刀阔斧改革北大时，对于教育的定义：“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方是之时，元培先生入主北大，艰难的开启了由旧式京师学堂初步转型，渐渐开始做出和政治剥离转化为纯粹的近代大学而努力，结束了千年来“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之类，求学只为求官，求资历的沉疴。坚定的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率先将成就学生的人格作为大学之首要任务。

而如今之情势，似乎又有复古的趋势，各所大学不断扩招，教育的重点也集中着眼于“就业率”，专业是否热门也不在于学问的深浅，而在于日后是否容易就业，以及就业之后的待遇报酬如何。而近年越演越烈的硕士热和公务员热，似乎也回到了求学只为求官、求富、求资历的老路上了。

也许当年元培先生在北大所引导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能为这世纪之问带来些许启发。

另：不知道《民国的底气》中又怎能独独漏下蔡元培先生不表？天不生蔡孑民，三十年民国如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