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了

3.  有一件事情我很早就弄明白了，那就是涪陵师专具有双重作用。它培训教师，但跟中国所有的学校一样，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教化功能的延伸。涪陵师专的每一个学生都有一本红色的学生证，内页上印着八条“学生守则”，其中的前三条内容如下：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
 （2）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坚持历史唯物观。
 （3）刻苦学习，努力掌握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
  将专业学习放在第三位，这绝非偶然。政治才是首要的：这些学生正在被培养成为教师，之后，他们又将培养中国的下一代，而这种培养必须限定在党的框架内。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如果有什么跟基本理论背道而驰，宁愿不教。

4.  在任何大型比赛中处于领跑位置，感觉总是有点古怪。人们常说跑步产生孤独感，我却觉得这运动只是在比赛中才是孤独的，尤其当队伍分散，你发觉自己独自在前时，这样的孤独感无以复加。在队伍中的时候，虽然是相互竞争，但总会有和其他选手休戚相关的感觉。一旦你跑到队伍的最前头，就不可能再抱有任何幻想了。这时，比赛成了追逐——一个人对抗其余所有人——我常常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感孤独的时刻。而当你是场上两千多名选手中唯一的外国人、并且沿途的观众不住地宠溺喊叫“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的时候，这种孤独感就更加强烈。


5.  在涪陵，经常有人围观张望，但却很少看到他们处于某种群体的道义而有所行动。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这样的场景倒是很多见，人们需要一个服务于个人的社区，因此，在看到伤亡者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这样想：我能够想象作为受害者的感受，所以我要出手相救。诚然，在美国也有人驻足围观，但那跟我在涪陵看到的完全没法比。涪陵人看到他人有难，肯能会想：那又不是我的兄弟、朋友，我不认识他，看他受点罪还挺好玩的。每当遇到严重的车祸时，人们会冲过来，一般奔跑一边急切地问道“死了没有？死了没有？”


6.  我对毛泽东不太欣赏。对外国人而言，这算不上与众不同。我尤其不喜欢毛关于“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是我的学生们喜欢的故事之一。这个寓言很简单：一名老者因为居住的地方有一座山而颇感不便。。。。。。。。。。。。。最终，他一个人搬走了整座大山，村民们因此意识到自己错了。
    也许，这故事对小孩子有点用，但毛泽东把这样的寓言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影响了亿万人的生活。1958年至1961年间的大跃进就是愚公移山式的故事：为了让中国的工业产量超英赶美，农民要在自己的后院大炼钢铁，结果酿成了大规模的林木砍伐以及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然而，时隔四十年之后，我的学生们仍在作文中描写自己收到了“愚公移山”怎样的鼓舞。每当我读到学生作文的结尾处，心里就一阵阵发紧。当然，我克制住了，一如得小心翼翼地不让学生们看出我不喜欢毛泽东。


7.  中国历史课本不大强调“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激进行为被邓小平的一句断言处理得滴水不漏，他说主席是气氛正确三分错误。好像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些数字，而且都有护身本领，可以把过去的事情简而化之。有时候，为了看看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会很淡然的提到，毛泽东是六点七分正确。听到这话的人无一例外都会立马纠正我的说法，这使得“文化大革命”显得极为遥远，不过是一堆统计数据而已：毛泽东一生的平均正确值。

8.  （97年西安）每天的温度都是三十五度。据说政府有一条规定，如果气温上升到三十七度，所有人都不用上班。因此，官方报告的气温总是三十五度。我常常骑着朋友的自行车来到兴庆宫公园，要上一杯茶，然后问那里的工作人员们今天的气温是多少度。“三十五”，他们一边回答，一边不停地用报纸给自己扇风。“昨天的温度是多少”“三十五”“明天呢”。他们翻了翻眼皮，叫我只管喝自己的茶得了，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什么玩笑。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政府控制温度的国家，尽管北京的气象预报台在两年之后开始如实播报温度。当地的报纸对此大加颂扬，说这是一种进步，是在向公众报告真相方面迈出的一大步。不过，政府说的很清楚，高温放假的说法仍旧只是神话，所以新的气温预报方式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可以休假了。那只是说明，大家知道到底有多热了。


9.  在我见过的中国小商小贩中，维吾尔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们离家在外两千英里，随身仅带着一筐葡萄干和一大盘水果糕饼。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赚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