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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封建社会划分为复杂的阶层。每个人的身份都是由世袭固定的。

在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之下，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其顺序是土（武士）、农、工、商。其下还有贱民。

维持封建社会安定的是武士和农民两个阶级，德川幕府把他们分别冻结起来。在德川家康平定天下之前，伟大的名将丰臣秀吉已经用著名的“缴刀今”，完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并规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权。武士再不能兼作农民、工匠或商入。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合法地从事生产，他成了寄生阶级中的一分子，每年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年贡米作为俸禄。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分给每个武士家臣。武士无须考虑生活来源，他完全成了依赖领主者。

上启天皇，下至贱民，日本封建时期的极为明确的等级制在近代日本也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与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从而也给他们以较大的行动自由，但“上级”也必须严守自己的本份。日本人的格言是：“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对于发挥各种内政机能的国家政府，美国人感到是一种少不了的孽障，日本人则不然，在他们眼里，国家是近乎至善的。

军队职阶的晋升不是看家庭出身，而是凭个人的能力，其实行的彻底是其他领域少见的。唯其如此，军队在日本人中声誉很高，而且显然当之无愧。这确实是新军队赢得民众支持的最好办法。加之，排、连单位大多由同一地区的乡邻编成，和平时期服兵役大都离家不远，这不仅意味着土兵与地方上保持联系，而且每个人在军队服役的两年期间，军官和土兵、老兵和新兵的关系，代替了武土与农民、财主与穷人的关系。军队在许多方面起到促进民主的作用，在许多方面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中，军队都被作为赖以维持现状的巨大力量。日本则不一样，军队非常同情小农阶级，这种同情曾一再激起军队向大金融资本家及企业家抗议。对于建立起这样一支人民军队的一切后果，日本政治家并不见得赞成。他们并不认为在这样的阶次确保军队在等级制中的最高地位是适当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在最高层采取了措施。这些措施并没有写入宪法，却保留了军部首脑对政府保持独立性的公认惯例。比如，陆海军大臣与外务省及内政各省大臣不同，有权直接渴见天皇从而能够以天皇的名义强制推行他们的措施，无须向文官内阁成员通报或协商。他们还可以阻止自己不信任的内阁的成立，其办法只需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入阁即可。没有这种高级现役军官担任陆海军大臣，任何内阁都无法组成，因为文官或退役军官是不能担任此职的。同样，对于内阁的任何行动，军部如果不满，只需召回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就可以迫使内阁解体。在这个最高决策阶层，军部首脑绝不容许任何人干涉。

在工业发展方面，日本所走的是一条与任何西方国家都不可比拟的道路。这里也是由“阁下”们安排步骤，制定准则。他们不仅制定计划，而且由政府创办并以财政补助他们认为需要的企业。这些企业由政府官僚组织、管理。他们聘请了外国技术专家，并派人出国学习。而当这些企业，如他们所说，“已经组织完备，业务发达”之时，政府就把它们卖给私人公司。这些官办企业逐渐以“低廉得荒谬的价格”，卖给那些经过挑选的金融巨子，即以三井、三菱两家为中心的著名财阀。日本政治家认为，工业发展是倍关日本民族存亡的大事，不能相信供求法则和自由企业。但这一政策又绝不是来自社会主义的教条。获得厚利的正是那些财团。日本所完成的，是以最小的失败和浪费来建立它最需要的企业。

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惩罚。只要“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得以维持，日本人就会毫无不满地生活下去。他们就感到安全。当然，在最高幸福受保护这个含义上，他们也时常不“安全”。他们感到“安全”是由于视等级制为合法。

恩，在用之于第一位和最大的恩情、亦即“皇恩”时，是在无限忠诚的意义上使用的。这是天皇的恩情，每个人必须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恭受。他们认为，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就不能不想到天皇所赐的恩典。

日本人对大街上发生的事故一般不大理睬，并不只是因为缺乏主动性，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除了官方警察以外，任何人随便插手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情。明治维新以前，有一条著名的法令：“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有明确的职责而出面帮助，会遭人质疑是不是想从中捞点什么好处。既然知道帮助别人会便当事人感恩领情，人们便都不积极乘机插手，反而慎重对待。对于卷入“恩情”，日本人是十分小心的。

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通常被译作“benevolence”（慈善、博爱），但它的含义几乎包罗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必须具有“仁”。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可以揭竿而起，反对他。“仁”是忠义的先决条件。天子之所以能享有帝位，是因为他在施仁政。文武百官也是如此。中国的伦理学把“仁”作为检验一切人际关系的试金石。中国伦理学的这一前提，日本从未接受。伟大的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中世纪两国的这种差异时写到：“在日本，这些观点显然与天皇制不相容，

日本现代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母亲经营着一家规模颇为可观的餐馆，手头亦很富裕。她的儿子是个乡村学校教师，已经成了家。有一年，农村大灾，一对农民父母，为了挽救一家人的性命，想把正在上学的女儿卖到妓院去。这位教师为救自己的学生，向村人筹集了一笔款子替她赎身。然而，这位教师的母亲却把这笔钱从儿子那里偷走。儿子知道钱是母亲偷的，却不得不自己承担惩罚。他的妻子发觉了真相，写下了遗书，说丢钱的责任全在自己，然后怀抱婴儿投河自尽。事件宣扬出去后，母亲在这一悲剧中应负的责任却无人过问。儿子在尽了孝道之后，只身前往北海道，磨炼自己的人格，以求日后坚强地经受同类考验。这位儿子是个品德卓绝的英雄。我这个美国人认为，悲剧的全部责任者显然是那个偷钱的母亲。然而，我的那位日本朋友却强烈反对我这种美国式判断。他说，孝道常常会与其它道德发生冲突。如果电影中的主人公稍微聪明一点，也许能找到一条无损于自尊心的调和办法。但是，他如果为此而谴责母亲，哪怕只是在心里谴责，他的自尊心是不可能不受损害的

日本的孝道中还有一个特点，即家族成员之间可以看到相当露骨的相互怨恨。这种现象在与孝道同等的“义务”——即对天皇尽忠这一重大义务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日本的政治家把天皇奉为神圣，使之与人间喧骚的现实生活完全隔离。这种安排实在是太巧妙了。只有这样，天皇才能起到统一全国国民，一致为国家效力的作用。说天皇是国民之父是不够的，因为父亲在家庭中虽然可以要求子女尽一切义务，却“可能是个不值得尊重的人”。天皇必须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它必须成为一种对幻想出来的、一尘不染的、“至善之父”的虔诚仰慕。

情义”是所有阶级共同的道德。与日本其它一切义务及纪律一样，身份越高，“情义”的责任“就越重”，但所有阶层都要讲“情义”。至少日本人认为“情义”对武土的要求要比对平民高。外国观察者则似乎认为，“情义”对普通百姓要求最高，因为他们所得的回报较少。在日本人看来，只要在自己那个圈子里受到尊敬就是充分的回报，而“不懂情义者”仍然是受其同伴藐视和厌恶的“可悲者”。

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不会感到心理上的苦痛,这种能力是西方人难以相信的。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走极端的可能性。可是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矛盾——在我们看来，就是矛盾——已深深扎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之中，正如同一性扎根于我们的人生观之中一样。

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

对故事主人公的这种看法，与西方人根本对立。我们认为故事中的主人公之所以是好人，正因为他选择了善的方面，并且与恶的一方进行斗争，如同我们所说的“有德者胜”，结局必须圆满，善者应有善报。日本人则酷爱那种主角，他既拖欠社会恩情，又不能悖于名分，无法调和，只好一死了之。这类故事在许多其他文化中是教人们屈从于残酷的命运，在日本则反而成为启迪主动精神和坚忍意志的题材。

西方人大都认为，反对陈规旧习，克服障碍去争取幸福，这是强者的标志。而日本人则认为，所谓强者，恰恰在于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他们认为，性格的坚强不是表现为反抗，而是表现为和谐。

其中，与西方伦理最对立的莫过于丈夫对妻子的态度。在“孝的世界”中，妻子只处于边缘地位，父母才是中心。因此丈夫的义务很清楚。道德品质优秀的人必须遵从“孝”道，如果母亲要他与妻子离婚，他就得同意离婚。即使他爱自己的妻子或者两人已经生了孩子，他也得离婚，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人“更坚强”。日本人有句话是：“孝道有时要求把妻子视同路人”。在这种情况下，对待妻子充其量不过属于“仁的世界”。最坏的情况则是，妻子不能提出任何要求。即使婚姻生活很幸福，妻子在义务的世界中也不能处于中心地位。因此，一个人不能把他同妻子的关系提高到同双亲及祖国的感情相等的地位。

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这种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

日本人正是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的。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各种善行标志，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到偶然性的失误，都是耻辱。他们说，知耻为德行之本。对耻辱敏感就会实践善行的一切准则。“知耻之人”这句话有时译成“有德之人”（Virtuous man），有时译成“重名誉之人”（Man of honour）。

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恰如一切看重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只须推测别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当每个人按照同一规则玩游戏并相互支援时，日本人就会愉快而轻松地参加。当他们感到这是履行日本的“使命”时，他们就会狂热地参加。当他们试图把自己的道德输出到那些并不通行日本的善行标志的外国时，他们就最易遭受攻击。他们“善良”的“大东亚”使命失败了。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人和菲律宾人所采取的态度实在感到愤慨。

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它是一根很大的浅底U字型曲线，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直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期，持续几十年，此后再次逐渐上升。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象幼儿那样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在美国，我们这种曲线是倒过来的，幼儿教养非常严格，随着孩子日益成长而逐渐放松，待至他找到能够自立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几乎可以不受别人的任何掣肘。在我们这里，壮年期是自由和主动性的鼎盛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日益衰退，以至成为他人的累赘，就又要受到约束。按照日本那种模式来安排人生，美国人连想都想不到，似乎那是与现实背道而驰的。

日本军队规范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申诉是丢脸的。争执都是在士兵之间自行解决。军官认为这是“锻炼”部队的一种方法，但并不参与其事。二年兵把上一年的积恨一古脑儿地向一年兵发泄，想方设法侮辱一年兵，以显示他们受“锻炼”的水平。据说征集兵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经受各种屈辱刺痛的体验是其更重要的原因。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养并对“自尊”极其敏感的青年，一且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蛮。他们不能忍受屈辱。他们把这种折磨解释为排斥，这回就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

女孩子必须遵守各种各样的约束，这种义务要她们自己直接承担，无须父母强制。父母亲对女孩子的家长权不是通过体罚，而是通过平静而坚定的期待，希望女儿按照要求来生活。下述事例是这种教养方法的一个极端例子，值得加以引用，它说明了女孩子所受的那种不甚严厉、似有特权的教养的特点，即一种无权威的压力。稻垣银子从六岁起就由一位博学的儒者教授汉文经典：“整个两小时的授课，除了双手和嘴唇外，老师纹丝不动。我坐在老师面前的榻榻米上，也得同样端坐，纹丝不动。有一次正在上课，不知什么地方不合适，我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屈起的双膝角度稍有偏移，老师脸上立刻微露不满的惊憎神色。他轻轻地合上书、慢条斯理然而很严峻地说：‘姑娘，你今天的心情显然不适合学习，请回房间好好思考思考。’我小小的心灵差得无地自容，但毫无办法。我先向孔子像行礼，接着向老师行礼道歉，然后毕恭毕敬地退出书房。我小心翼翼地来到父亲跟前，跟平常课毕时那样向父亲报告。爸爸很吃惊，因为时间还未到。他似乎不在意地说：‘你的功课学得这么快啊？’这句话简直就象是丧钟。直到今天，想起这件事仍似有隐痛之感。

自重”常常意味着克制，克制与自重具有同等价值。大事业只有克制才能做到。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生活体验不同的日本人则认为仅此是不够的。他们认为克制才能使自我更有价值，这种观念是他们道德律的一个主要信条，否则，他们怎能控制那种充满冲动的危险的自我？这些冲动是有可能冲出来掐乱正常生活的。

使西方人感到诧异的日本男子行为的矛盾性，是日本儿童教养的不连贯性造成的。他们深深地记得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您意，甚至可以恣意攻击别人，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然几经涂饰，仍然留存意识深处。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一变而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缅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而承受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往往使他们行动怯懦，但他们却又能勇敢得近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表现出极为驯服，但却又很不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他们非常殷勤有礼，但却又保留着傲慢不逊；在军队里，他们可以接受盲从的训练，但却又顽固不易驯服；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但却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他们曾经学习中国习俗，继而又吸取西方学说，这就是证明。

日本人采取某种行动方针而未能达到其目标时，便认为是犯了“错误”。如果失败，他们就把它作为失败的方针而予以抛弃，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固守失败的方针。日本人常说：“噬脐莫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们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是一种靠武力猎取的崇拜。他们忍受了这一纲领所要求的一切牺牲。1945年8月14日，日本最神圣的发言者天皇向他们宣布日本已经失败。他们接受了战败所包括的一切。这意味着美军要占领日本，于是他们欢迎美军；这意味着皇国侵略企图的失败，于是他们主动考虑制定一部摈弃战争的宪法。

据说，在建议天皇否认神格时，天皇曾提出异议，说让他抛弃他本来就没有的东西，感到很为难。他真诚地说，日本人并未把他看作西方意义上的神。但是麦克阿瑟司令部劝他说，西方人关于天皇仍在坚持神格的想法将影响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强忍这种为难，同意发表否认神格的声明。天皇在元旦发表了声明，并要求把世界各国对此事的评论全部译给他看。读了这些论评后，天皇致函麦克阿瑟司令部表示满意。外国人在此以前显然不理解，天皇对发表声明一事感到高兴。

想用命令方式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美国作不到，任何外国也作不到。不论在哪一个被统治国家，这种办法从未成功。任何外国都不能强迫一个具有不同习惯和观念的民族按照外国的模式去生活。法律不能使日本人承认选举出来的人们的权威，不能使他们无视其等级制中的“各得其所”。法律也不能使他们具有我们美国人所习惯的那种自由随便的人际交往、自我独立的强烈要求，以及自行选择配偶、职业、住宅和承担各种义务的热情。但是日本人已明确认为需要向这个方向改变。日本投降后，他们的为政者说，日本必须鼓励男女国民掌握自己的生活，尊重自己的良心。他们虽然没有这样说，但每个日本人心里都明白，他们已在怀疑“耻”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而希望在同胞中发展新的自由，亦即从对“社会”谴责和追究的恐惧中解放出来。这也是因为，不论如何心甘情愿，日本的社会压力对个人要求太苛刻了。社会压力要求他隐蔽个人感情、抛弃个人欲望、而以家庭、团体或民族代表的身份面对社会。日本人曾经证明，他们能够忍耐这种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一切自我训练。但是，负担实在太沉重，他们必须高度抑制自己以求得善遇。他们不敢要求过那种心理压力较轻的生活，结果则被军国主义者引上一条牺牲累累、漫无止境的道路。在付出如此高昂代价以后，他们变得自以为是了，并且鄙视那种道德现念比较宽容的民族。日本人走向社会变革迈出的第一大步是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是失败。他们十分希望在和平国家中重新取得受尊重的地位。这就必须实现世界和平。今后数年间，如果俄国和美国致力于扩充军备，准备进攻，则日本将利用其军事知识参加那场战争。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能怀疑日本会成为和平国家的内在可能性。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机应变的，如果情况允许，日本将在和平的世界中谋求其地位。如若不然，他们也会成为武装阵营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