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我任调解人、办学和办杂志长达一年，我已精疲力竭，特别是我自己搞得乱作一团，调解工作中遇到的纷争使我觉得很沉重，办学办得茫无头绪，我在杂志上的影响仍然是想教育所有人同时又掩盖我不知道教什么，这已使我厌恶之极。由于这一切，我病倒了，精神上的病比肉体上的病更重；于是我丢下一切，去到草原上巴什基尔人那里——去呼吸空气，喝马乳酒，过动物那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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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又过了十五年。 
尽管在这十五年间，我认为创作毫无意义，我还是继续创作。我已经尝到了创作的 甜头，尝到了花微不足道的劳动而换取大量稿酬和赞赏的甜头，于是我全力以赴，把它作为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和抹杀内心存在的关于自己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目的的任何问题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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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活着，但是五年前我身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起先，我有些迷惑不解，生命停顿了，似乎我不知道我该怎样活着，该做什么，我惶惶不安，心情抑郁。但这种时候一过去，我还像原来一样活着。后来，迷惑不解的时刻越来越频繁，而且总是具有相同的形式。这种生命的停顿常常以相同的问题表现出来：为什么？那么以后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