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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56年2月，我的办公室里仍高高悬挂着斯大林的画像。照片上的他正在点燃烟斗，一副慈父的样子。2月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收到厚厚一摞西方报纸。我一直阅读《纽约时报》和巴黎版《国际先驱论坛报》，借此了解美国思想动态。此外，我还阅读许多西德报刊杂志，包括《图片报》。这份小报虽然在报道上哗众取宠，可它透露的西德情报机构的内部消息常常比一些大报还要多。伦敦的《泰晤士报》和法国的《世界报》也是我浏览的对象。阅览全世界各地的报纸是我这份工作的一个特权。东德禁止西方报刊的发行，表面理由是它们里面含有鼓吹颠覆共产党政权的内容。真正的理由是，政治局成员心里清楚，西方报纸对铁幕后面生活的报道往往过于真实，令他们感到不舒服。
　　在苏共二十大上，赢得了斯大林死后一场血腥权力斗争的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并揭露：1934年苏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98名被逮捕处决。1936名七大代表中，一半以上的人被打成反革命，其中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幼年时，父母曾庄严地向我们讲述过苏共七大的经过。赫鲁晓夫最后指出，斯大林的残酷镇压违反了一切革命准则。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提法。在此之前，我们已习惯于粉饰工作上哪怕是最微小的缺点。今天，这一制度的僵尸已赤裸裸地躺在手术台上，任人解剖。我们可能会觉得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语言不够鲜明全面。但在当时，我们仿佛挨了当头一棒。看完西方报纸上全文登载的这篇讲话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斯大林的画像从墙上取下来，一脚踢到角落里。我对这篇讲话的内容并非完全没有精神准备。昔日在苏联我对大清洗多有耳闻目染。然而得以窥见斯大林罪孽之深令人极为痛苦，好比是我们内心深处对宣誓献身的这一制度怀有的疑虑一瞬间成了现实。
  　通过西方新闻媒体的报道和人们之间的奔走相告，赫鲁晓夫富有爆炸性的讲话在东欧各国不胫而走，波兰和匈牙利等国人民的不满情绪好似火上浇油。10月至11月的匈牙利起义即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直接后果。匈牙利的改革派领袖是纳吉。1943年到1945年期间我在莫斯科工作时就认识了他。当时他任流亡的匈牙利广播电台台长。我是德国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下了晚班后，我俩常乘一辆公共汽车回家。纳吉留着典型的匈牙利式小胡子，圆圆的脸。他性情沉静随和，很快和莫斯科的流亡团体成员结成了朋友。我当时相信，纳吉与莫斯科领导人一定能找到办法，恢复匈牙利的平静。起义的最初几天过去后，坦克撤出了布达佩斯。纳吉保证要推行自由化政策。
　　然而为时已晚。匈牙利人民已不满足这一点。抗议活动和流血事件持续不断。11月4日，苏军坦克返回布达佩斯。苏联人不停地通过我的紧急电话线翻来覆去地问我同一个问题：北约组织将如何反应？我心里并没有数。一方面，大量证据表明，北约正在秘密地针对苏联人备战。另一方面，根据潜伏人员提供的消息，西方似乎不打算动手，因为担心事态会升级。我心一横，回电给莫斯科：“北约不会干预。”
　　如果当初我判断错了的话，我这个局长十之八九要被撤职。这还是最轻的结果。可我说对了。纳吉于是成了苏联人的替罪羊。苏联人向躲在南斯拉夫使馆里的纳吉和其他匈牙利人保证不会审判他们，但却食了言。他们把纳吉从南斯拉夫使馆里绑架出来，带到罗马尼亚，经过闹剧般的秘密审讯后就地处决。苏联人的行径完全回到了斯大林最黑暗时代的做法。日后，匈牙利外国情报机构首脑劳伊瑙伊向我坦白说，他曾亲自参与对纳吉的审问，为此深感内疚。“米沙，这种事永远不应重演，”他说。
　　暴徒肆虐杀人的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场惨痛教训。虽然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借此事件暂时得以将改革者打为反革命分子，但对许多独立思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次起义的原因却是扑朔迷离，从中得到的启示也很复杂。列宁时代的老问题不禁萦绕在我的脑际中：“我们难道要冒失去得之不易的江山的风险吗？为了谁的自由？自由的敌人又是谁？”
　　1956年3月，我们在国家安全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的意义。当时主持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仍是沃尔韦伯，他不像后来接替他的米尔克把会开得沉闷枯燥。对于米尔克来说，开会无非是对部下滔滔不绝训上个把小时的话，然后宣布散会。我在会上谈了自己的想法，欢迎苏联同事敢于正视过去那段历史，并表示，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疑虑之中。现在终于感到如释重负。米尔克听了我的发言后大惊失色。“我从来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他说，“我不知道沃尔夫同志是什么意思。”接下去他又说，据他所知，苏联国内根本没有什么镇压行为，还特别补充道，东德国内也没有任何这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