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页 《人的条件》与行动的重要性

接下来扬-布鲁尔讨论阿伦特非常看重的两种行动，即承诺与宽恕。
这两种形式的行动最深刻地应对了一般行动的不确定性和冒险性，也是霍布斯的压迫性利维坦最强劲的对手。
阿伦特仍是从定义入手。宽恕是人类消除——逆转——已经完成了的言论和行为的一种能力。或者，换一种表述，宽恕是“对行动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损害的必要纠正”。作为行动自身的一种可能性，宽恕从行动中产生，处理行动中“不可逆转的困境”，这种困境是指，人在行动时“不知道也无法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因此没有能力消除已经完成了的行动”。如果说宽恕所针对的是过去发生的种种，那么人类做出和兑现承诺（或条约、协定）的能力所针对的便是行动的不可预测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提供安全感。
解脱（releasing）一词比消除或逆转更能表达阿伦特的原意，解脱丝毫没有以某种方式遗忘或消除那种行为的意思，而是意味着挣脱过去以便前行；它意味着放行。“只有通过对行为这样持续不断地相互解脱，人们才能够保持自由行动者的身份；只有怀着不断改变思路、从来再来的意志，人们才能获得巨大的权力来重新开始某种新生活。”（《人的条件》，第216页）
为了中止或走出行动的不可逆性和不受约束性，除了宽恕，唯一的办法便是惩罚，就这一点来说，惩罚完全不同于报复。
她急于提出一个更一般的论断，即“人们不能宽恕他们不能惩罚的事情，也不能惩罚那些无法宽恕的事情，这是人类事务中的一个结构性因素”。很显然，阿伦特在这一论断中实际上思考的是反人类的极权主义罪行，而不是谋杀之类的罪行，因为她在下面一段论述中重申了上述论断：不可惩罚性与不可宽恕性都是“那些自康德以来被我们成为‘根本邪恶’的冒犯行为的真正标志。即便我们已经见识过它们（指冒犯行为）在公共舞台上少有的几次爆发之一（即纳粹罪行），我们对其性质已然知之甚少。我们知道的不过是，对这些冒犯行为，我们既不能惩罚，又难以宽恕，它们因此而超越了人类事务的领域和人类权力的潜能。它们现身之处，人类事务和人类权力均遭到根本性摧毁”。（《人的条件》，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