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8页 莎士比亚和塞内加的斯多葛主义

莎士比亚的某些主人公在悲剧性的关头，就采取这种自我表演的姿态。比起其他人来，莎士比亚来这一套格外高明，他是这种自我表演的手法跟戏剧人物的人性，多少取得较大的一致性。
我从不曾读到过哪一段文字，能像《奥赛罗》最后一段伟大的说白那样，可怕地暴露人类普遍的弱点。照我的看法，奥赛罗这一段话，是为了要“鼓起自己的劲头来。他企图逃避现实，他不再想到苔丝德蒙娜了，他是在想他自己。在所有美德中，最难做到的，莫过于谦卑了。要把自己往好里想，这颗心怎么也死不了。奥赛罗采取了一种美学上的、而非道义上的姿态，把自己戏剧化地衬托在他的环境里，成功地把自己转变为一个令人感动的悲剧人物。他瞒过了观众，但首先是人性的动机瞒过了他自己。
要是你把莎士比亚笔下几个主人公的死亡——我并不说所有主人公，对于莎士比亚的整个著作，你很难找出几条可以全部适用的总的原则来——跟像马斯顿、查普曼这样一些明显受到塞内加影响的剧作家，他们笔下主人公的死亡比较一下，你会发现，彼此多么相似。
在文学上，塞内加是罗马斯多葛主义的代表者；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中，罗马斯多葛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最初的斯多葛主义，尤其是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自然是一种适用于奴隶的哲学，所以基督教很早就把它吸收到自己的教义中来。
一个人若是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和自己合而为一的话，他就不会去跟宇宙合而为一。对于那些生活在一个冷漠的、敌对的、过于空寂的世界上的人，斯多葛主义就是他的避难所。斯多葛主义的姿态恰巧跟基督教的谦逊处于相反的方向。
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一切条件跟罗马帝国时代截然不同。但那时一个混乱瓦解的时期，在那样一个时期里，任何一种心理姿态，只要似乎能让人有所依靠，人们也急于采取了。塞内加的自高自大的姿态，蒙恬的怀疑派的姿态，马基雅维利的嘲讽的姿态，都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个人主义中得到了类似的融合。
某人的影响跟某人本人是两码事。正由于这个道理，伊丽莎白时代的主人公，比起塞内加笔下的主人公，更是个斯多葛主义者，具有更多的塞内加风格。塞内加追随希腊传统，希腊传统不是斯多葛主义的，他发展了大家所熟知的主题。在他的悲剧里，人物的情感姿态和希腊人之间纵有巨大距离，也是隐而不现的。
希腊悲剧里的宿命论、塞内加悲剧里的宿命论，以及伊丽莎白时代悲剧里的宿命论，这三者间有着程度上的微妙的差别。它们中间存在着贯穿性，但假使从远处看去的话，它们中间又有着强烈的对比。
在我看来，莎士比亚既不是一个到底的怀疑主义者，像蒙田那样；也不是一个到底的犬儒主义者，像马基雅维利那样；或是什么道地的听天由命者，像塞内加那样；他是为了戏剧效果运用所有这些东西。
所谓“思考”的诗人，只是说他能够表达跟思想等值得情感。但他未必对思想本身感兴趣。
一旦我们进入了荷马、索福克勒斯、维吉尔，或者但丁、莎士比亚的世界，我们不由得认为：我们正在领会一些，可以由理智来表达的东西，这是由于每一种精确的感觉都通向理智的方程式。
恰好在但丁那个时期，“思想”是有条理、是强有力、是美丽的，而它又集中在一个最伟大的天才身上。但丁的诗篇背后有个靠山，跟但丁本人同样伟大、同样可爱的圣托马斯的思想。莎士比亚背后却是远不及莎士比亚本人的那些人的思想。其实，思考不是他们的本份，那种思想在他们当时所具有的相对的流通价值，和他们不得不使用的作为感情表达的媒介，都是无关宏旨的。
诗句背后的哲学伟大或不伟大，主要的是，他们各自用完美的语言表达了人类的某种永恒的冲动。
诗人从他自己的感情出发。但丁的谩骂、他个人的牢骚，他的思乡病和不胜今昔之感，他把本人的动物欲望变为带有永恒性、圣洁性之物的大胆意图，都可以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一一较量。莎士比亚同样也投入一种挣扎——唯有这种挣扎构成诗人的生命——要把他个人的、私下的痛苦转变为丰满的、奇异的，变为众生相的、非个人的东西。……伟大的诗人在写他自个儿的时候，就是在写他的时代。
诗歌提供了“慰抚”，奇妙的慰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