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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伦理观念而言，这一代人是俄国历史上最书生气的一代，为此得感谢上帝。仅仅因为说明海明威比福克纳好，朋友间的友谊就会中止；文学神殿中的座次就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读书起初不过是知识的正常积累，但很快就成为我们最重要的职业，为了它可以牺牲一切。书本成为第一和唯一的现实，而现实则被视为无意义的、让人厌恶的东西。与他人相比，我们似乎是在逃避或伪装我们的生活。细想一下，无视文学倡导的准则而过的生活，是卑琐的，也是无价值的。所以，我们曾认为，我此时仍认为，我们在当时是正确的。
本能的选择是去读书而不是去行动。毫不奇怪，我们的实际生活或多或少是一团糟的。甚至连我们中间那些穿过“高等教育”的密林、难免要用其唇舌（以及其他成员的唇舌）为那个制度服务的人，最终仍成了因文学而产生的那种怀疑的牺牲品，而无法再继续原来的工作。其结果，我们便去做那些杂役活或编辑部的临时工，或是诸如刻墓碑、看清样、翻译技术资料、等级帐目、装订书籍、冲洗X光片等无需动脑筋的活。我们时常串门，突然出现在谁家的门口，一手提着一瓶酒，另一只手提着糖块或鲜花或小吃，然后就是彻夜交谈，谈天说地，嘲笑楼上那些官僚们的愚昧，猜测我们之中谁会先死。此时，我们必须抛开“我们”这个代词了。
没有人比这些人更懂文学和历史，没有人比他们的俄语文章写得更好，没有人能比他们更彻底地藐视我们的时代。对于这些人来说，文明的含义远远不止于白日的面包和夜晚的拥抱。这并不是又一个迷惘的一代，虽然看上去相像。这是唯一一代发现了自我的俄国人，对于他们来说，乔托和曼德里施塔姆比他们自己的个人命运更有感召力。他们衣衫破旧，不知为何却仍有几分优雅；被他们顶头上司无声的手招来挥去，兔子般地逃避国家豢养的为数甚多的猎狗和数目更多的狐狸，穷困潦倒，日益衰老，但他们依然对那些不存在的（或仅仅存在于他们秃了顶的脑袋里）、被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痴情不改。他们与这一世界的其余部分无望地相隔绝，他们曾认为，那一世界至少会与他们有些相像；现在他们明白了，那一世界与其他地方一模一样，只不过穿得更漂亮些罢了。当我书写这些的时候，一合上眼，我几乎就能看到，他们站在寒伧的厨房里，手握玻璃杯，嘲讽的怪相不时划过他们的脸庞。“这里有，有……”他们咧嘴苦笑。“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为什么没有人再加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