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

正谕话语，其完整的文本形态被称之为“正典”，起源于古老的祭司话语和宗教经典。它代表柏拉图式的起源、中心、内在意义或自治的主体等全部绝对概念，同时也代表着坚固的二值逻辑体系。作为国家主义话语的核心，正谕话语首先要求语义的单纯性与唯一性（没有歧义）；其次是能指层和所指层的完全同一，不允许在它们之间之间发生错位与疏隔；第三，正谕的语法要求叙事只有一个中心和一个向度，此外再无其他中心；第四，它请求着表情严肃的政治-道德书写风格。这四项基本原则使国家主义话语具有威权主义行政话语（公文）的所有表征：严厉、专断、透明、无可置疑和无可辩驳，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正谕的语法就是国家主义的专利，它是权力的唯一表述方式，向人民要求着始终不渝的服从。

正是反讽造成了话语内部的分裂和对抗。语句在被言说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意义的他者。这他者就是本始语句的敌人，解构其原初语义，并把它推向阐释的深渊。这与象征截然不同，象征是分层的，却没有发生破裂，它们互相阐释和响应，并且显示了鲜明的主从系，其中一个是中心，而另一个是它忠实的附庸。

尽管反讽不是流氓主义者的发明，也不是他们的唯一武器，但它终究成了流氓话语以及一切叛逆话语的核心。思想在言说的瞬间发生了破裂，这就是反叛的开端，它如此细微，令人难以察觉，却又酝酿着一场强大的精神动乱，它显示了语义能量转移和扩大的非凡效应。正如控制论创始者维纳所说，伦敦花园里的一只蝴蝶轻轻扇动它的翅膀，不久就会在纽约上空形成猛烈的风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反讽的病毒已经四处扩散，侵入到文学、美术、戏剧、音乐和学术等各个领域，从王朔的小说开始，经过周星驰电影和大话主义运动，最终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巨大的风暴，而它在九十年代末对现代建筑的入侵，是这种流氓话语征服最后一块文化孤岛的标志。




狭义的流氓主义就是以颠覆现存国家秩序为目标的意识形态体系。狭义流氓就是针对国家的一种永久的讽喻。狭义流氓意识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反讽性镜像。毫无疑问，国家的权柄永远是流氓反叛的终点，他的想象力终结在一个新国家霸权的面前。

而广义语境中的“流氓主义”则与此不同，它是指在身份危机的语境中、以异乡情结、焦虑
心态和反叛立场为精神特征的流氓意识形态。它发生于广义流氓社会之中，并且产生了从古代的游侠主义到当代的街痞主义、犬儒主义和厚黑主义等各种样式。


流氓话语就是广义流氓主义的自我叙写，或说是广义流氓主义在历史中的投射文本，其中含有大量酷语、色语和秽语，并以所谓“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的“正谕话语”体系。
流氓话语是针对国家主义的话语颠覆，是一场把主体从“他者”的身份监狱中释放出来的话
语运动。这场运动旨在消解国家主义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掌控。它显示了主体企图利用身份瓦解而制造一场文化政变，把潜在的反叛身份霸权的欲望推向前台。广义流氓在这个前提下展开其特有的政治想象，并且试图征服国家主义的既定的话语空间，重构个人自由主义的广阔语境。

流氓话语是对身份丧失状态的一种营救。它医治了因丧失身份所带来的伤痛。它也是一种身份代偿的工具，帮助人在话语的层面上重建权力和尊严。

流氓话语被广泛地灌注到了人民的心灵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令每一个中国人都具备了流氓的内码，并且要在适当的语境（家园的灾变、身份丧失、流走的进程）中被激活，为中国历史开辟出一条奇异而独特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