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盛宴

“流氓”作为一个具有广泛概括性的语词，是近代以后所发生的变化。而在清以及清以前， 两千年以来，中国社会曾经耗费了大量的语词来指陈这个群体，它们包括各个种类的游民、流民和流氓，也就是囊括了从狭义的流氓到广义的流氓的所有社会学类别。这里以词根为线索进行分类，罗列出与流氓有关的一部分常用语词： 1、游：游民、游侠（先秦）、游子（先秦）、游棍、游士（先秦）、游夫（先秦）、游人（先秦）、游手（汉魏）、游勇（清）、游丁（清）、游兵 2、流：流民、流氓、流虻、流隶、流寇、流贼、流棍、流痞、流丐、流妓 3、无：无籍（元）、无赖、无徒（元） 4、亡：亡赖（元）、亡徒、亡命之徒 5、逸：逸夫（明）、逸民（明） 6、侨：侨人、侨民 7、浪：浪人、浪子、浪汉、浪妇 8、闲：闲汉（宋元）、闲人（宋元）、帮闲（明）、闲民（先秦）、闲子（唐） 9、赖：无赖、癞子、獭子 10、破：破脚骨（清－民国）、破落户、破鞋 11、豪：豪滑（唐宋）、豪门、豪强、豪杰、豪横、豪民（元）、豪霸（元）、豪绅、豪势 12、奸：奸民（明清）、奸夫、奸人、奸党、奸徒、奸细、奸贼、奸党、 13、刁：刁头（明）、刁民（明清）、刁徒、刁匪 14、恶：恶棍、恶少、恶霸、恶贼、恶徒、恶汉、恶人、恶贼、恶盗、恶寇、恶丐、恶 绅、恶衿 15、泼：泼皮、泼汉、泼妇 16、强：强盗、强人、强梁、强寇、强贼 17、凶：凶豪（唐）、凶徒、凶手、凶犯、凶豪、凶侠、凶贼 18、黑：黑帮、黑手、黑道、黑客、黑民 19、讼：讼鬼（宋）、讼棍（明清）、讼师（明清）、讼户（清） 20、土：土豪、土棍、土恶（清）、土民（清）、 21、地：地痞、地头鬼（元代）、地头蛇（明清）、地棍（明清） 22、乡：乡党、乡绅、乡棍、乡霸、乡痞、乡绅 23、侠：轻侠（秦汉）、大侠（秦汉）、豪侠（秦汉）、游侠（秦汉）、义侠、剑侠、奸侠（魏晋）、凶侠（魏晋） 24、士：游士（先秦）、壮士、高士、力士（明）、术士、死士（先秦魏晋）、烈士 25、民：乱民（先秦）、贼民（先秦）、惰民（先秦）、闲民（先秦）、谪民（先秦）、罢民（先 秦）、轻民（先秦）、游民、敖民（汉）流民、莠民（明）、贱民、逸民、顽民、劣民、线民 26、客：闲客、刺客（先秦）、侠客（先秦）、门客（先秦）、宾客（汉）、妙客（唐）、清客、 嫖客、丹客、说客、棒客（清）、刀客（清）、风客（清）、游客 27、子：捣子（宋）、浪子、游子、油子、哨子（元）、骗子、癞子、戏子、胡子（清－民国）、飘子（清）、婊子、痞子、浪子、棍子、贩子、二流子、老头子、混星子、轻薄子 28、爷：师爷、大爷、倒爷 29、夫：惰夫（先秦）、勇夫（先秦）、奸夫、匹夫 30、妇：泼妇、恶妇、淫妇、荡妇、娼妇、浪妇、骚妇 31、头：楼头（明）、把头、镖头、血头、庄头 32、手：打手、青手（明）、枪手（清）、 33、棍：恶棍、光棍（明清）、地棍（明清）、土棍（明清）、流棍（明清）、山棍（明清）、匪棍（明清）、讼棍、学棍、赤棍（明）、把棍（明）、神棍（明）、税棍（明）、蠹棍、巨棍（清）、京棍（清）、囤棍（清）、滩棍（清）、积棍（清）、奸棍（清）、劣棍（清）、矜棍（清）、喇棍（清）、棒棍、党棍。 34、匪：土匪、盗匪、匪徒、莽匪（清）、会匪（清）、车匪、仓匪、劫匪、刀匪（清）、枪匪、拳匪、水匪、湖匪、江匪、教匪、拐匪、绑匪 35、徒：亡徒（秦汉）、无徒（汉）、义徒、玩徒（宋）、哗徒（宋）、匪徒、恶徒、歹徒、奸徒、门徒、党徒、赌徒、白徒（明）、博徒（清）、棍徒 36、皮、痞：泼皮、痞子、地痞、街痞、乡痞、兵痞、绰皮（元）、赖皮（明）、獭皮、青 皮、海皮、袍皮 37、盗：大盗、盗匪、巨盗、海盗、义盗、侠盗 38、霸：恶霸、乡霸、路霸、学霸、文霸、市霸、矿霸 39、阀：军阀、门阀、学阀、财阀、党阀 40、豪：土豪、大豪、宿豪、 41、寇：匪寇、流寇、倭寇、草寇、强寇、 42、丐：乞丐、流丐、童丐、 43、贼：马贼、强贼、凶贼、盗贼、毛贼、蟊贼、山贼、水贼、淫贼、奸贼、恶贼、老瓜贼、 44、哥：袍哥、大哥、 45、党：会党（清）、乡党、棒党、匪党、拆（擦）白党、拆梢党、 46、帮：黑帮、漕帮、青红帮…… 47、会：帮会、哥老会、花会…… 48、马：响马、土马、飘马 49、枭：盐枭（清）、积枭、毒枭、私枭、奸枭 50、其它：少年（汉魏）、混混儿（天津）、白相人（上海）、大王、太岁、地头蛇阿飞（上海）、小开（上海）、鸨母、瘪三、罗汉脚、胡同串子

正谕话语，其完整的文本形态被称之为“正典”，起源于古老的祭司话语和宗教经典。它代表柏拉图式的起源、中心、内在意义或自治的主体等全部绝对概念，同时也代表着坚固的二值逻辑体系。作为国家主义话语的核心，正谕话语首先要求语义的单纯性与唯一性（没有歧义）；其次是能指层和所指层的完全同一，不允许在它们之间之间发生错位与疏隔；第三，正谕的语法要求叙事只有一个中心和一个向度，此外再无其他中心；第四，它请求着表情严肃的政治-道德书写风格。这四项基本原则使国家主义话语具有威权主义行政话语（公文）的所有表征：严厉、专断、透明、无可置疑和无可辩驳，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正谕的语法就是国家主义的专利，它是权力的唯一表述方式，向人民要求着始终不渝的服从。 正是反讽造成了话语内部的分裂和对抗。语句在被言说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意义的他者。这他者就是本始语句的敌人，解构其原初语义，并把它推向阐释的深渊。这与象征截然不同，象征是分层的，却没有发生破裂，它们互相阐释和响应，并且显示了鲜明的主从系，其中一个是中心，而另一个是它忠实的附庸。 尽管反讽不是流氓主义者的发明，也不是他们的唯一武器，但它终究成了流氓话语以及一切叛逆话语的核心。思想在言说的瞬间发生了破裂，这就是反叛的开端，它如此细微，令人难以察觉，却又酝酿着一场强大的精神动乱，它显示了语义能量转移和扩大的非凡效应。正如控制论创始者维纳所说，伦敦花园里的一只蝴蝶轻轻扇动它的翅膀，不久就会在纽约上空形成猛烈的风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反讽的病毒已经四处扩散，侵入到文学、美术、戏剧、音乐和学术等各个领域，从王朔的小说开始，经过周星驰电影和大话主义运动，最终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巨大的风暴，而它在九十年代末对现代建筑的入侵，是这种流氓话语征服最后一块文化孤岛的标志。 狭义的流氓主义就是以颠覆现存国家秩序为目标的意识形态体系。狭义流氓就是针对国家的一种永久的讽喻。狭义流氓意识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反讽性镜像。毫无疑问，国家的权柄永远是流氓反叛的终点，他的想象力终结在一个新国家霸权的面前。 而广义语境中的“流氓主义”则与此不同，它是指在身份危机的语境中、以异乡情结、焦虑 心态和反叛立场为精神特征的流氓意识形态。它发生于广义流氓社会之中，并且产生了从古代的游侠主义到当代的街痞主义、犬儒主义和厚黑主义等各种样式。 流氓话语就是广义流氓主义的自我叙写，或说是广义流氓主义在历史中的投射文本，其中含有大量酷语、色语和秽语，并以所谓“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的“正谕话语”体系。 流氓话语是针对国家主义的话语颠覆，是一场把主体从“他者”的身份监狱中释放出来的话 语运动。这场运动旨在消解国家主义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掌控。它显示了主体企图利用身份瓦解而制造一场文化政变，把潜在的反叛身份霸权的欲望推向前台。广义流氓在这个前提下展开其特有的政治想象，并且试图征服国家主义的既定的话语空间，重构个人自由主义的广阔语境。 流氓话语是对身份丧失状态的一种营救。它医治了因丧失身份所带来的伤痛。它也是一种身份代偿的工具，帮助人在话语的层面上重建权力和尊严。 流氓话语被广泛地灌注到了人民的心灵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令每一个中国人都具备了流氓的内码，并且要在适当的语境（家园的灾变、身份丧失、流走的进程）中被激活，为中国历史开辟出一条奇异而独特的道路。

《流氓的盛宴》摘记 （《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朱大可著，新星出版社，2006-11） 2002 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发生了某种耐人寻味的变化：一个叫做雪村的东北痞子形象，被纳入了国家的最高屏幕。 雪村的表情和言语是高度痞子化的， 但他却被组合进了国家话语的言说系统，从那里为近十亿民众表演“小品” ，以便把预设的集体娱乐狂欢推向农历新年的高潮。这种利用痞子话语表述国家幸福语义的手法，标志着“反讽”对国家话语的戏剧性渗透，它迫使我们思考反讽在转型意识形态中的非凡意义。 然而，反讽并非晚期资本主义的建筑专利。我们看到，早在毛泽东时代，北京就已出现了与“门”有关的最大的反讽性建筑――天安门。这是与巴黎的凯旋门截然相反的建筑，它是不能穿越的，它不过是墙垣的变形而已，但它却拥有着一个“门”的外在语义。“门” 要表达的语义，正是它自身的反面。这就是“门”的反讽。它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了自己的功能。天安门其实就是一个冻结在建筑物里的宣言，它把对“门”的政治释义推广成了威权主义的基础。 现代中国出现的最深刻的反讽却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本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外部对抗， 最后转换成了话语的内在反讽。 在社会主义叙事和资本主义行为之间出现了似是而非的反语：即所谓的“社会主义”能指，指向了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指。这是话语策略的迫切需要。在完成市场资本主义的构形之后，必须在其话语层面上继续维系社会主义样式，以捍卫既定的总体性权力格局。这无疑是所有反讽中最具张力的一种。它同时也是临时的结构性反讽， 令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激烈冲突在话语表层上趋于平息。 但这种反讽是内部紧张的， 它无法真正化解意识形态的危机。 相反， 它聚集着更大的对抗性风暴。 此外，国家主义为自身设定的巨大反讽， 也鼓舞和推促了民间反讽的繁殖与扩张。 无论从哪个向度观看，反讽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迷人的精神标志。 基于知识份子的积极参与，中国古典色语充满了语词的机智，并且总是被包裹在一些微妙的谜语之中，成为一个散布着各种隐喻、讽喻和象征的话语织体。“吹箫”和“弄玉”是一个范例，它的广泛存在证实了经过隐喻处理的色语是如何大肆流行的。 李商隐的诗歌则是另一个范例，它用大量隐喻堆积成一个中级官僚的情欲叙事。在《无题》中，他的著名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以“春蚕”和“蜡炬”暗喻男性生殖器，“丝”与“泪”暗喻精液。李商隐的另一诗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也充满了床帷性爱的暗示。其中“巴山夜雨”就是“巫山云雨”的二度转喻。但这些精妙隐喻却由于其多义性和歧义性而遭到长期误读。这是知识份子隐语体系所带来的问题。 尽管整个宋词体系基本上是妓院里的产品，但古典色语最终只能成为少数人的书房－卧房游戏。 它的机智阻挡了与人民的通俗对话。 作为当代色语作家，毛泽东写给夫人江青的诗歌《题庐山仙人洞》，提供了雅化的最新范例――“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官方学者企图掩蔽它的真实语义，郭沫若宣称，这首诗隐喻了北京与苏共交恶之后的险峻政局和当局的豪迈无惧的气慨。作为一种权威性释义，这一解说在文革期间曾经大肆流行。但文革后期，某些北京高级知识份子举行新婚大典（主要是二度婚姻），其婚房多悬挂毛的这首诗的书法作品，作为对圆房者的一次亲密而高雅的祝福。这不仅表达了对官方释义的蔑视，也体现了还原毛诗本义的反讽性努力。 清代的北京满族贵族男人，更喜欢左手托着鸟笼，右手在掌心把玩旋转着一对铁球。其中“鸟”和男性生殖器“吊”谐音，成为后者的一种借喻，而铁球则暗示睾丸的坚硬性，它们在掌心中发出金属般清脆的摩擦声，以及一种微弱的闪光。有的铁球内部安装金属簧片，甚至能够在旋转把玩中发出悦耳的声音。它们不仅是一种身体符码的外延和扩展，而且是一种奇妙的文化发明。晚清以来，满族贵族日益没落和退化之后，色语开始粗俗地浮现在世俗生活的表层。“鸟－球”色语起初要暗示一种闲适的生活，而且还要传达一种贵族所独有的性主权。但随着贵族子弟的普遍流氓化，这种交际性色语逐渐转向江湖，进入中国流氓话语体系，成为市霸、街痞和混混儿的浮夸标记，提示着城市流氓的“身份” 和性霸权。 但色语不仅只是一种颠覆行性力量， 而且也与国家主义保持了良好的互动。 它时常闪现在城市“现代性建筑”的现场，并借助立面的阳具化来表达国家主义的权力欲望。这种文化象征主义， 几乎成了支配新建筑的唯一理念： 在东方明珠电视塔和金茂大厦之类的阳具化造型之上，追加政治霸权的语义。这是对传统国家主义建筑话语的严重反叛。古典国家主义建筑是一种女阴式的书写，它被限定在圆形的穹隆式框架之中，或者环状地匍匐在大地上，仿佛是一种对“上天” （阳性事物）的谦卑的响应。但西方工业化幻象改变了中国建筑的语法，并促成了一场都市建筑高度的狂热竞赛。 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中， 地方国家主义征用了勃起的阴茎图式（同时也是西方男权主义政治的色语符码），令其散发出自我政治夸耀的摩登气息。无论如何，色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的政治意识。 秽语 （脏词） 是色语和酷语的混合物， 它拥有一个色语的外貌， 同时又具备了酷语的暴力性。它是肮脏和粗鄙的，同时又散发出亲切而恶毒的气息，代表着民间社会的美学立场，并且常常渗透进了国家上层份子的话语词典。 每个时代都拥有自己特有的脏词系统。 北京建政的初级阶段，公共话语经过严厉清洗，长期保持了洁净的状态，直到毛泽东亲手将其“弄脏”了为止。1974年，毛泽东发表了他的著名诗词《水调歌头》，其中出现了“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的句子。这是粗鄙的脏词首次以国家主义话语的面目亮相。这枚小小的毛式脏词犹如一个细小而勇猛的战士，经过数十年的埋伏，突然闪现在了国家意识形态革命的前线。像一次出乎意料的宣告， 引发了来自新官僚集团和全体人民的惊叹。 这是粗俗美学正在走向其顶峰的标志。 如果不是毛的逝世和文革的终结， 这种美学无疑演变为国家主义话语中最惊心动魄的部分。 在所有的秽语中，被誉为“国骂”的“他妈的”和“操（你妈） ” ，是简单有力的短语，它们直指着血缘关联的深部，也就是血缘身份的本质。这种“国骂”显然拥有令人吃惊的漫长历史。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我认为，这种充满性暴力的口号，必定起源于母系社会向男系社会转型的时代。 它要借助一种强大的咒语来瓦解母亲的威权， 把她下降到性受虐的卑微地位，并为父权的确立开辟道路。寻根，就是要在话语的层面上展开父权对母权的战争。 “国骂”是曾经发生过强烈话语政变的证据，记录了当年母权败落的杳远踪迹。 “骂的寻根学”至今仍然扮演着古怪的角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忠实伴音，却在２１世纪零年代里被逐渐雅化为近音词“靠” 。在省略了宾词 “你妈”之后，它萎缩成了一个简洁的叹词，并且逐渐远离原有的色情意味，在“小资” 手中变得日益纯净起来。与此同时，“傻逼”却在平民阶层中古怪地盛行起来，变成了第二代“国骂”的代表。在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各地的足球俱乐部的球赛上，人们总是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上万观众一起冲着输球的队员高喊――“傻逼!”声势惊天动地，仿佛是平地一声春雷。“傻逼”是一个集体魔法中的文化咒语，解构着那些令人痛心的景象，为它们盖上话语的羞辱标记。“傻”和女性生殖器“逼” 的组合产生了一种令人惊异的语效。它是高度男权化的，粗鄙而有力，和赞美性脏词“牛逼”彼此呼应，成为革命修辞的最新范例。这是流氓话语渗入日常话语的一个证据。声势浩大的脏词运动修改了平铺直叙的世界秩序。但与犀利的动词“操”相比，形容词“傻”的革命性无疑已经遭到削弱。它需要在一种集体呐喊中才能重新聚起批判的能量 。 朱大可 （1957~），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栏作家。 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因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大型文化年鉴，已出中文版六卷，日文版四卷）、《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记忆的红皮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