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页 5.8 从群丶社会到社会主义

新文化运动前，“社会”有三重含义：一是泛指人类在其中生活的一般组织；二是人按照某种目的结成联盟（自行组织起来），它有时指公共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必定是个人家庭和国家之外的领域）；三是社会分层。新文化运动以后，公共空间的逐步消失直接冲击了原有“社会”含义中的第二重意义，当第二重意义解体时，也就影响到第三重意义，其后果是“社会”这个词所表达的内容大大狭窄化了。
在新文化运动后，在成熟的中国现代白话文中，“社会”却只用于指涉人类生活在其中的一般组织，已不再具有“人按照某种目的结成联盟”的意思。我们再也看不到“五四”前“职工社会”、“农民社会”、“军人社会”等类似的用法。今天已没有人用society指涉农民协会、科技协会、医学学会、商会等社团组织。在现代汉语中，“协会”和“会”是不可以和“社会”混用的。随着“社会”不再用于表达人根据某种目的和行业自动组织起来的过程，原先由此派生出来的表示社会分层之含义，如“上等社会”、“下等社会”和“中等社会”这种用法也基本消失。
“社会”含义的狭窄化，同时也意味着它的抽象化和空洞化。在原有的“社会”三重含义中，它们互相结合既表达了人类的一般政治经济组织状态，也蕴涵着形形色色的具体过程，它表现在“社会学”这个词的丰富多重含义中。
一旦公共空间和人自行组织过程从“社会”的含义中抽掉，作为同时涵盖这两个方面的社会学也失去了意义，这时“社会”作为人类组织的总称只是一种空洞抽象的存在。一般社会演化规律更不是社会学所能揭示的。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后社会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命运。
除了“社会”含义在现代汉语中狭窄化外，该词词义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在1949至1980年的中国大陆白话文中，当“社会”用于指涉家庭和国家之外领域时，往往明显具有贬义。例如“黑社会”、“社会闲散人员”、“社会青年”等特定俗语，其贬义是很明显的。
在西方，社会主义运动是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工会、社会党属于公共空间，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也始终是为工人和为社会谋利益。其普遍的公共利益均是由个体的私人利益综合而成的。
事实上，正因为中国现代意识形态在价值上排除了私人领域，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群众运动即使是自发的，甚至可以是以反对超级官僚机构为目标，它也不可能将私人领域综合成公共目标，因而也具有反社会的性质，其典型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