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援与调处

美国的政策在三方面进行。第一，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力图使中国成为一个形式上的虽非实质上的大国。
      第二，我们的军事努力产生了一支现代化的国民党陆军和空军。
      第三，我们企图弥合国共之间的分裂。美国军方专心致志地力求打败日本，因此对国民党政府用 20 万到 40 万军队封锁共产党地区之举是否有效，提出了疑问。1944 年 6 月，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建议国共军队都去对日军作战，不要互相监视。他使蒋介石同意让美国派一个军事观察组留驻延安，而那里早在 5 月间就已允许西方记者前往访问了。此举给外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机会，可以看到共产党地区的情况 ，但当时人们仍然明显地看出，重庆和延安互相防范的心情比防日本更加殷切。同时，日军已于 1944 年冬经过湖南产米盆地向南推进，并从广州向西出击，企图夺取桂林的主要中美空军基地。在这危急关头，蒋介石坚决反对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场总司令，迫使他在 10 月被召回美国 ；他也坚持反对在中国统一作战中使用并武装共军的计划。统一和改革仍旧是遥远的希望，但我们的新任大使帕特里克· 赫尔利继续鼓励国共和解的手腕勇而无谋。在 1945 年 2 月雅尔达会议上，罗斯福企图以恢复俄国沙皇时代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为代价，获得斯大林将来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保证。我们到 6 月才把这件事通知了蒋介石（事先曾向俄国担保能取得他的同意），并到 8 月 14 日日本投降时才由蒋批准了中苏条约。那时俄国已占领了满洲。美国采取了对抗措施，派 5.3 万名海军陆战队在天津登陆，以阻止把中国分裂为苏联支持下的北部共产党地区和美国支持下的南部国民党地区。在这件事情的整个无限复杂的细节背后，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苏联和中共的军事实力各自能够伸展进东北地区和华北部分地区，并且它们是不可能仅仅靠我们用象征性地显示力量的办法加以阻止的。不久中共在苏联默许下用日本降军在东北交出的武器，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后勤部门竭力从海上和空中把 50 万国民党军队运回沿海地区，然后又运进东北，以便把中国统一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共军从陆路赶去代替日本驻防军，而蒋则命令后者击退共军，只准向得到国际承认的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投降。接着美国把 120万名敌军遣返日本，在中国战场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行动刚巧来得及为那久已预料到的内战腾出地方，让它爆发起来。
	在这种背景下，杜鲁门总统派他的战时司令官乔治·马歇尔于 1945 年 12月去重庆。他在那里头几个月的活动是美国外交史上大有希望的一页。他的目的是调处即将萌发的内战，以期获得政治解决。对于自相残杀的战争，惟一具有政治家气概的取代办法是让中共在一个立宪政府中参与政治和军事领导，取得像西欧共产党那样的地位。互相抗衡的两党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改组后的联合政府里各有个代表；他们的部队将在合并以后实行精简，在这基础上美国才会给予经济援助。1946年 1 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政治协议。两军都发出了停战令。2月商定了整军协议。同时设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三方机构：军事调处执行部，来监督扑灭次大陆一场内战的工作。美国飞机运载了吉普车、无线电收发报机、补给品和调处小组（通常由一名美军上校以及国、共将军各一名组成），飞到正在交战的偏远地点。战斗实际上停止了。
	这一激动人心的成就是马歇尔将军个人的功绩。调处工作需要在中国内政问题上竭力保持中立，同时又要维护合法政府的最高权力而又不致被该权力所利用。和谈主要是在东北破裂的，因为那里仍旧是在有效的停火范围之外。在 1946 年重新爆发内战的背后，是国民党执着地相信他们的优势兵力，以及共产党准确地估计到了国民党的实际弱点。虽然斯大林对中共很快战胜国民党这一点缺乏信心，他对西方突然发动的冷战却起了鼓励中共夺取政权的作用，并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美国的调处是否终于有成功的可能呢？、中国人民需要和平，美国感到它有巨大的威望和力量可以对局势产生影响，共产党一定能从协议得到好处，国民党是完全依赖我们的。我们的问题是怎样使一党专政进行民主改革，以阻止一场革命。实际上，我们怀着一个自相矛盾的目标：敦促国民党领袖进行改革，以便削弱他们的专制权力而有利于国内和平；同时加强国民党所控制的政权，作为走向东亚政治稳定的一个步骤。我们卷进了一个继续在物质上加强国民党专政而同时又想使它在政治上自行解体的过程。但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宁可用他们手中的新式武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
	1947 年马歇尔将军担任国务卿，我们用援助希腊一土耳其的计划遏制了那里的共产主义扩张，在此以后有些人觉得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方法来“拯救”中国。中国比起希腊来，领土约大45倍，人口约多85倍。根据我们在越南得出的痛苦经验，我们现在知道，如果像对希腊那样来对待中国，那就需要动用几百万美军和几十亿美元，而且即使这样也仍然要失败。马歇尔将军最明白这一任务的艰巨。在 1947 年后，除避免干涉中国的内战之外，我们别无他法。至于我们该不该在那段时期给予国民党以更多的援助，这是后来争论得很多的问题。负责的美国将领说，他们并不缺少武器。许多参加争论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从外部用物质援助去影响结局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1949 年的结局表明，不是苏联的援助比美国多（事实恰恰相反），问题在于中共能够动员和利用革命的潜力，国民党却办不到。中共的胜利又告诉我们，美国三十多年的榜样，并不能像苏联的榜样那样有效地影响中国政权的组建。我们没有共产国际。比缺乏搞阴谋的革命机构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总的方面更缺乏任何哲学或方法，因而无法进行强制性的经济开发和强调政治集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