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

毛泽东号称不朽，可能主要是由于他力图粉碎自古统治阶级的传统。他对特权和城市官僚的种种弊病身怀朴素的反感。这种反感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敲响了警钟，触动了久远以来就有的感情；因为旧中国是世界上以上层阶级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一大典型。

中国商人的心理状态与我们古典经济学家所赞美的西方企业家的心理状态大不相同。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经济生活中的人要通过生产来谋取最大的好处，要从所增加的产品来获取市场给予的利润。但按照中国的传统，经济生活中的人经营的最得法的，不是依靠增加生产，而是依靠增加他在已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可取得的份额。他愿意靠他在竞争中直接胜过他的同伙来发财致富，而不是依靠征服自然或更多地利用自然资源或使用改进的技术，来创造新的财富。

这一章让人绝望的感到，历史真的就是高一级的循环而已，好像没怎么变化。。。

历史只能从细节处发现真相。

国共产党在1949 年起来掌权，使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以及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产生了疑问。就我们过去的传教工作和提高中国人民一般水平的工作而论，它们表达了我们领导人类进步事业的信心，但现在我们的自信心理受到一次惨重的打击。占人类1 / 4 的中国人口，不仅唾弃了基督教，而且也唾弃了法律的最高权力、个人主义的理想、多党竞选制、公民自由权，总之，唾弃了我们的整个政治秩序，以及通过合法手续得到自由和安全的种种观念。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受到威胁。如果中国人自愿选择共产主义，那就可以断定，人类的大多数是不会走我们的路的——至少目前是如此。 因此，我们在这场危机中聊以自慰的，是认为新的中共独裁政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认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纵手段才能维持下去，总之，我们认为它太坏，不能持久。因此作为一种原则和义务，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反对它。根据欧洲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痛苦经验，这种冷战的意识形态立场似乎完全是合理的。 因此我们就给自己规定了目标，至少要“遏制”铁板一块的中苏联盟，不让它扩张到它的边界以外。于是我们就在朝鲜战争中，在同台湾的结盟中，以及在1954 年前支持印度支那的法国人及其后支持南越的行动中，都这样做了。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统治中国的权贵就已用大量人力从事公共建筑。早在商代，都城大致为长方形，围以土夯城墙，周围长4 英里，高达27 英尺。3000年后，明朝在南京和北京的城墙也是土夯的。城高均约40英尺，周长分别为23 英里和21 英里，比先前的高大，并且两面砌砖，但仍然是用大量人力筑成的。当然，埃及金字塔以及古代一些帝国及其他奇迹也是集中大量人力建造的，但只有在中国至今还坚持这种做法。 我们如果考察一下最近发掘出来的商代城市遗址中社会分层的证据，就可知道有史以来中国统治者，是怎样安排这种人力资源的。商代的情况在以前是传说性的，只知道古代文学著作中提到的一些事情。但自1928-1937 年发掘了它在安阳附近的末代都城以及1950 年以来前述郑州附近的较早期都城（两者都在华北平原离黄河不远之处），商代就成为具体的历史朝代。这些城市里有王宫和上层阶级的住所，是筑在土台上的梁柱结构，其基本建筑风格同今日北京紫禁城里受人赞赏的风格相似。王室繁衍出去的各系贵族，由能工巧匠侍奉，其中有擅长高度发展的青铜冶炼术的，也有陶瓦工和其他许多行业的工匠。商代青铜器制作的精良举世无匹，至今仍是全人类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 很显然中国的传统建筑就深刻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本质。不管是公共建筑还是私人建筑，都始终以木为主要构材，砖石为辅材，而同期的古希腊罗马已经开始研究石料，以供应大量的建筑事业。对此梁思成有四点解释：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道德观念之制裁；重礼仪典章制度（布置之规制）；传授不重书籍。 第一点可以理解为不追求人工与自然物体的永久不灭，而是安于新陈代谢、世代更替之理。“建筑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换之。”中国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看重的即是一种传承性。 第二点是宗法、道德制度的约束，例如兴建坛社宗庙，修台榭第宅，都是出于统治阶级的需求，匠作之活跃程度也受其影响。 第三点既包括了社会礼仪习俗，又包含了等级制度。即使是在家庭这个社会单位中，也有等级森严的亲属关系，它突出体现了整个社会的世界观。 第四点可以说是教育问题，也可以说是文化问题。建筑学素来不受重视，多由匠人口授实习，师徒相传（只有宋清两朝各出过一部专著），四书五经才是正统的学术内容。 费正清提出的中国社会本质就是从社会结构，社会习俗，阶级制度和文化这几个方面描述的，这句话可以很好的概括传统社会的两个端点：“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林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那里没有永远不变的社会等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