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认知失调：自我辩护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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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辩护的原动力，即导致人们将自己的行动和决策（尤其是错误的行动和决策）合理化的力量，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感受，费斯廷格称之为“认知失调”。认知失调是一种紧张冲突的状态，无论何时只要某个人同时拥有心理上不一致的两种认知（想法、态度、信念、意见），就会出现这种状态，例如，“吸烟是愚蠢的，因为它能够置我于死地”与“我每天吸两包烟”。失调会导致心理上的不舒适感，从轻微的疼痛到极度的痛苦；知道找到某种减少失调的办法，人们的不舒适感才会得以缓解。在这个例子中，对一个吸烟者而言，最直接的办法是停止吸烟以减少失调。但假定他已经尝试停止吸烟但最终失败了，他就只能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减少失调：让自己确信吸烟的实际危害并不大，或者让自己确信吸烟的风险是值得的——因为吸烟可以帮助他放松或者防止他身体过重（毕竟，肥胖对健康也是一种危害），如此等等。大多数吸烟者试图通过这类巧妙的（尽管是自我欺骗的）方式来减少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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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的加入仪式会增加一个人对团体的喜爱。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人们喜欢痛苦的体验（例如，填写个人所得税表格），也不意味着人们喜欢那些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的事情。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自愿经历某种困难或者痛苦的体验，那么这个目标就更具吸引力。假如你正要去参加某个讨论小组，在路上，一盆花从某个高层公寓打开的窗户坠落而砸中了你的头部，你便丝毫不会喜欢那个讨论小组。但是，假如你为了成为这个小组的成员而自愿让花盆砸中头部，你肯定会更加喜欢那个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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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调理论也推翻了我们人类（作为智人）会理性地加工信息这种自我迎合的观点。恰恰相反的是：如果新的信息与我们的看法一致，我们会认为它是合理的、有益的：“我一向这样讲的！”如果新的信息与我们的看法不一致，我们便会认为它是偏颇的、愚蠢的：“这是多么愚蠢的观点！”人们对和谐一致的需要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当他们被迫面对负面的证据时，就会寻找对它进行批评、歪曲或者清除的方式，从而使原有的看法得以维持甚至强化。这种心理偏差被称为“证实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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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家最近发现，这类思维偏差根植于大脑的信息加工方式——不论人们所属的政治派别如何，这种偏差存在于所有人的大脑之中。例如，德鲁·威斯顿（Drew Westen）和他的同事们就人们对来自乔治·布什和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失调性或者一致性信息进行处理进行了磁共振研究。他们发现，当被试面对失调的信息时，大脑的理智区完全停止了工作；而当恢复了协调的时候，大脑的情绪区就会兴奋起来。这些机制为我们所观察到的“人们一旦下了决心，就很难加以改变”现象提供了神经心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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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选择所付出的时间、金钱、努力或者不便越大，而且其结果越是难以改变，则失调越大，并且为减少失调而去夸大所作选择有利方面的需求也越大。因此，当你将要做出重要的购买决定或者重要的决策时，不要去咨询某个刚刚做出这种决定或决策的人。这个人会极力让你确信这样做时正确的。……假如你想就某种自己想买的产品征求意见，你就应该去询问那些正在搜集信息而且尚未拿定主意的人。假如你想知道那种程序对你有帮助，不要相信推荐书，而要从控制条件下的实验中获取证据
——想起逼组的贴子：那些听父母话分手的你们现在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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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个人直接对另一个人做出攻击行为，发泄尤其会事与愿违，这恰恰是认知失调理论所语言的。当你对另外一个人做出伤害行为（让他陷入困境，对他进行言语侮辱，或者对他拳脚相加）时，另外一个因素便会强烈地发生作用：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警方说，一个男孩与他的一伙七年级同学一起，嘲弄欺负一个比较弱小的孩子。这个男孩愿意成为这伙人中的一员，但他从内心讲不愿意欺负那个孩子。事后，他因自己的做法感受到了一些失调。他思忖：“像我这样一个正派的孩子，怎么会对那样一个善良、无辜的孩子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为了减少失调，他会让自己相信，受害者并不善良而且也并非无辜：“他是个笨蛋，没有什么风度。而且，假如有机会，他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一旦这个男孩开始责备那个受害者，他就会在下次机会到来时发起更加凶狠的攻击。为自己最初的侵害性行为辩护，会为更富攻击性的行为创造条件。这便是宣泄假说的错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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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没有机会表达愤怒的人们相比，那些被允许表达自己对卡恩愤怒的人对他更加深恶痛绝。另外，表达愤怒使得那些血压已经很高的人血压变得更高；而那些没有机会表达愤怒的人血压则很快降到了正常水平。……由于学生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已经给卡恩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此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让自己相信卡恩应当受到这样的对待，由此而增加了自己对卡恩的愤怒，同时导致了血压的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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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调理论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宽厚的行为会导致慈爱与怜悯的累积，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当人们去做一件好事，特别是当他们没有心理准备或者突然间决定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善心和慷慨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人们“放下自己手头的事情去帮助另一个人”的认知，与“先前可能对这个人持有的负向情感”之间会存在不一致。实际上，在帮助了这个人之后，人们会扪心自问：“我为什么会去帮助这样一个蠢货呢？因此，他一定不像我曾经认为的那样愚蠢，其实，他是个不错的人，值得我放下手头的事情去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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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令人厌烦的，但是对人们来讲最为痛苦的是自我概念的某个重要方面受到了威胁——突出体现在，人们所做的事情与自己对自身的看法不一致。假如你崇拜的某个运动员或者名人受到了强奸、猥亵儿童或者谋杀的指控，你便会体验到强烈的失调。你对这个人认同度越高，你所体验到的失调就越大，因为你的自我会更多地卷入其中。但假如你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而又出现了某种犯罪行为，你将会感受到更强烈的失调。毕竟，人们对名人的支持可能会经常在不同的人之间变换。但假如一个人偏离了自我的价值观，他就会感受到较大的失调，因为总有一天他必然要回归自我。

由于大多数人持有相当积极的自我概念，认为自己有能力、有德行而且聪明伶俐，因此人们会有意地努力减少失调以维护自身积极的自我形象。

……

失调的减少就像自动调温器，它会将我们的自尊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正是我们往往对自我辩护视而不见的原因，这种不经意的自我欺骗使得我们甚至否认自己所作出的错误的或者是愚蠢的决策。但是，失调理论也适用于那些自尊心低的人，适用于那些自认为是笨蛋、骗子、白痴的人。……

我们对自身的信念伴我们度过每一天，而且我们总是通过这些核心信念来解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但情况会出现偏离，即便是获得了某种良好的体验，也会令我们感到不安。因此，对自我辩护所具有威力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那些自尊心低或者认为自己在某个方面能力不足的人，在漂亮地做完某件事情时并不总是欣喜若狂；而且相反，为什么他们往往感到上当受骗。假如那位自认为不讨人喜欢的女士遇到一位很棒的男士认真地向自己发起追求，她可能会感受到顷刻间的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很可能因蜂拥而至的失调而光泽尽失：“他看上我什么了？”她的答案不太可能是：“太好了；我一定比自己所认为的更有吸引力。”而更可能是：“一旦他发现了真是的我，他就会将我抛弃。”她将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价来克服这种失调。

的确如此，一些实验发现，大多数自尊心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低的人，会对引起失调的成就感到不安，将它们视为偶发事件或者一场情况加以拒绝。……因此，自我辩护不仅会为那些自尊心高的人提供保护，它也会保护那些自尊心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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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作出了一种过早的、明显不合理的决策，然后便通过为其辩护来减少决策的不确定性。由此而落入一个环环相扣的陷阱——行动，辩护，再行动——使得我们行动的强度和承诺得以强化，并最终导致远离我们最初的意愿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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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失调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并不会保证任何一个人自动地免受自我辩护的诱惑……我们所有人，为了维持自己聪明的信念，都会偶尔做些傻事。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天生擅长此道。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注定要在发现真相之后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对我们的大脑如何以及为何那样运作的较为深入的理解，是打破自我辩护习惯的第一步。而这一点又要求我们更加留意我们自身的行为以及我们决策的理由。这需要时间、自我反省和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