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7页 中国的世界秩序

                                《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
这是一本由14位学者（久负盛名且大多是哈佛教授）的论文组成的一部论文集。该集的体例很好，费正清先生为每一篇论文都撰写了文摘。费正清先生的《一种初步的构想》，富有理论和逻辑色彩，且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杨联陞先生的《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精研史籍，简明扼要并且以史论结合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视角，颇有正本清源之效。王赓武先生则注重对作史之人的研究，来考察“正史中的优越感神话”，并且通过比较南宋与元朝这两段历史时期的迥异的对外关系，来考察中国对外关系理论，费正清先生高度赞美了他的这篇大作，“他广征博引，对清代以前的朝贡关系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广泛的研究”。

此外，还有曼考尔的《清代朝贡制度新解》、全海宗的《清代中朝朝贡关系考》、酒井的《作为萨摩藩属地的琉球群岛》、陈大瑞的《清代琉球王的册封》、张宝林的《中越关系中的干涉与朝贡，1788—1790》、铃木中正的《中国与内亚的关系：匈奴和西藏》、法夸尔的《满族蒙古政策的起源》、弗莱彻的《1368—1884年间的中国与中亚》、卫思韩的《清朝与荷兰的关系，1662—1690》。

费正清先生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体系》，给了我这样一个启示：
“事后看，历史当然涉及大量的解释工作……解释工作更多的是以提出假设，特别是问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的形式而不是构建明确理论的形式展开的”……“此处的观点认为，传统体系是在转变和延续，而非截然断裂。因此，我会抨击因历史归纳而产生的对历史的所有扭曲中最大的一个扭曲——错误的分期。探讨历史时不能不做分期，但是，其结果有可能产生误导。1840年的鸦片战争通常被用作朝贡时代与条约时代、中国主导时代与西方主导时代的分界。事实上，1840年仅仅是一个为期20年的进程的开端，是1860年以后中国以条约为基础向西方开放的准备期。中华帝国又花了20年才在外交上进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并开始显现出现代民族主义的征兆。”

思想史大家石华慈先生的《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过去与现在》是一大作。它以纵贯东西的视角为辅，以“中国有一种持久不变的世界秩序观吗”这样一个看似难以研究但又意涵丰富的问题开篇。它激起了我对学问大家的高山仰止之情。

国外研究中国之深刻直教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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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神话与事实]P18—P20

[满族：世界被分为两个部分（与明时期的“中国与异国”不同）]
“……因此，征服中原的满族人也把世界分为两部分，但不是按照明朝的’中国与异国’来划分。中国本土、东亚和东南亚似乎属于一个生态体系，东亚唯一具有不同环境特征的地区是西北新月带。中国和周边的两个新月带之外，是荒地、沙漠、密林和河湖，这些都对东亚的统一作出了贡献，使之成为一个几乎封闭的’国际’社会—经济体系。”

“朝贡制度反映了满族人对于大清帝国环境的上述看法。东亚和东南亚的各个社会都由礼部管辖，该部本身也掌管着在中国境内传播儒家文化的诸多礼仪。因而，从礼仪方面来说，这些地区是中国本土的外延，已超出皇帝的有效控制范围。然而，西北新月带上的各个社会是由相对独立的机构——理藩院管辖的，其唯一的职能是负责这些地区与清朝的交往。这种区分对于中国同时维持与亚洲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中日政治比较]P106

[中国的外交传统]P268

[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过去与现在——by 史华慈]P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