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对日本的看法”
钱钟书在《围城》中借董斜川的口说：“这是普通留学生所能欣赏的二毛子旧诗。东洋留雪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留学生不知道苏东坡，黄山谷，心目间只有这一对苏黄。我没说错罢？还是黄公度好些，苏曼殊诗里的日本味儿，浓得就像日本女人头发上的油气。” 《猫》中的陆伯麟就是讽刺喜欢日本文化的周作人，“这许多背后讲他刻薄话的人里，有和他互相吹捧的朋友陆伯麟，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他虽没讲起抽板烟，但他的脸色只有假定他抽烟来解释。他两眼下的黑圈不但颜色象烟熏出来的，并且线形也象缭绕弯曲、引人思绪的烟篆。至于他鼻尖上黯淡的红色，只譬如虾蟹烘到热气的结果。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象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陆伯麟深知这种态度妨碍着自己的前程，悟出一条妙法。中国人买了日本货来代替西洋货，心上还鄙夷不屑，而西洋人常买了日本古玩当中国珍品，在伦敦和巴黎旧货店里就陈列着日本丝织的女人睡衣，上面绣条蟠龙，标明慈禧太后御用。只有宣传西洋人的这种观点，才会博得西洋留学生对自己另眼相看。中国人抱了偏见，瞧不起模仿西洋的近代日本，他就提倡模仿中国的古代日本。日本文明学西洋象了，人家说它欠缺创造力；学中国没有象，他偏说这别有风味，自成风格，值得中国人学习，好比说酸酒兼有酽醋之妙一样。更进一步，他竟把醋作为标准酒。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可惜他写的又象中文又象日文的“大东亚文”，达不出他的风趣来，因此有名地‘耐人寻味’。袁友春在背后曾说，读他的东西，只觉得他千方百计要有风趣，可是风趣出不来，好比割去了尾巴的狗，把尾巴骨乱转乱动，办不到摇尾巴讨好。”钱钟书还借书中一位人物陈侠君之口对陆伯麟作了这样的评价：“这地道是‘日本通’的话。平时的日本通，到战事发生，好些该把名称倒过来，变成‘通日本’。”钱钟书还说这位陆伯麟“是沪杭宁铁路线上的土著，他的故乡叫不响；只有旁人背后借他的籍贯来骂他，来解释或原谅他的习性”。钱先生在《与黄裳书》中称赞黄的文章，曾拿知堂文字来作比，说：“深得苦茶法脉，而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可谓智过其师矣。”对周作人的评价近乎唐宋诗僧。对于日本空海大师所著《文镜秘府论》，“《秘府论》晚近始传人中国，好奇无识典夫谈诗而不辨作诗之士，以其多裁唐人遗说，翕然称道。书实兔园册子，粗足供塾师之启童蒙，宁有当于杜甫所谓‘诗律细’哉？”。在《管锥编》中，钱又批评了空海的“八病”说法：“言四声及后来唐人申说之“八病”，即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病》之首八事。《全唐文》卷一六六卢照邻《南阳公集序》：‘八病爰起，沈隐侯永作拘囚；四声未分，梁武帝长为聋俗’；语非泛设，谓四声自当区分而八病毋庸讲究。盖四声之辨，本诸天然音吐，不容抹搬；若八病之戒，原属人为禁忌，殊苦苛碎，每如多事自扰，作法自毙。调声属对，法如牛毛，格如印板，徒乱人意：其于吟事，真类趣令无病而不问死活者。苟服膺奉持，把笔时局促战竞，误以诗胆之小为诗心之细，幸得成章，亦只非之无举、刺之无刺(faultily faultless，stupidly good)，奄奄无气之文字乡愿尔。”钱钟书唯一赞赏的日本著作为《拙堂文话》。。谭家健《祝<历代文话>出版》中说：“日本的《拙堂文话》国内可以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藏本。”钱先生大概就是利用了社科院文学所的藏书。《管锥编》全秦文卷一：李斯《上书谏逐客》。按别见《史记》卷论《李斯列传》。日本斋藤谦《拙堂文话》卷六称此篇“以二‘今’字、二‘必，字、一‘夫，字斡旋三段，意不觉重复；后柳子厚论钟乳、王锡爵论南人不可为相，盖模仿之，终不能得其奇也。”殊有入处，胜于刘埙《隐居通议》卷一八论此篇之“五用‘今，字贯串，七用‘不’字”也。斋藤论文，每中肯綮。李元度《喀天岳山馆文钞》卷二六《<古文话，序》：“日本国人所撰《拙堂文话》、《渔村文话》，反流传于中国”：是同光古文家已睹其书。随机标举，俾谈艺者知有邻壁之明焉。在谈到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时，钱钟书也引用斋藤谦《拙堂文话》卷一：“先师精里先生曰：‘大抵世儒不能自立脚跟，常依傍西入之新样而画葫芦；……袁子才以诗文鸣于西土，但其言颇淫靡，伤风教者不少”，卷八：“精里先生《题观弈图》，孰谓东人之文不若西土哉？“可见在斋藤谦眼中我们算西土，他们是东土。《拙堂文话》卷七又云：“我邦神圣继统，别戍一天下，其曰‘中国’，谓我邦中土也。近人稍知‘倭奴’、‘大东’之非，改曰‘皇和’，是亦效西土，未尽善也”显然，在江户文人心中，他们才是正朔所在。钱钟书先后两次在日本大学演讲，在早稻田大学演讲即为名篇《诗可以怨》，开头讲了一个意大利的土包子自以为发明雨伞的故事，以示谦虚，如王勃《滕王阁序》所说“喜托龙门”。第二次在东京大学的演讲，根据王水照的记录，“……先生们出的题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这是一个好题目，好题目应当产生好文章；但是这篇好文章应当由日本学者来写。中国老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又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洋人说： ‘A spectator ees most of the game’，贵国一定也有相似的话。……我个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利条件。我对日本语文是瞎子、聋子兼哑巴，因此今天全靠我这位新朋友荒川清秀先生来做我的救苦救难的天使。而诸位先生都是精通中国语文的。所以我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无知，诸位一目了然；而诸位对中国文学现状的熟悉，我两眼漆黑。用19世纪英国大诗人兼批评家S.T.柯勒律治的话来说，各位有knowledge of my ignorance，而我只是有ignorance of your knowledge，诸位对我的无所知有所知，而我对诸位的所知一无所知……”其实两种讲法类似，都有故作谦虚以示骄傲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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