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学者近年来已经对民族志诠释的权威提出尖锐的挑战，打破研究者客观中立的迷思，强调研究与写作必定是从特定的文化与社会情景出发(Clifford and Marcus 1986)。基于这样的立场，研究者必须对于研究方法与过程进行反思：我的社会位置与出身背景无可避免地形构了我进行观察与理解的认识论视角（我看见了什么？我如何进行理解？），同时也形塑了我与报导人之间的互动模式（他们如何看待、定位我，以及如何响应我提出来的问题？）
……
我强调无酬家务劳动与有薪家务工作不是互斥、独立的范畴，而是女性化的家务劳动跨越公、私领域所形成的结构连续体（structural continuties)。
本书将家务劳动的女性化视为结构连续体，企图对女性主义文献提出亮点对话：第一，连续体的概念可以打破二元的思考框架，突显不同社会地位的女性所面对的相似的父权支配。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并不会因阶级与跨国分工的取代而消失。后面章节将会呈现，女主人与女佣其实都透过彼此的协助，寻求跳脱全职家庭主妇的角色的可能，尽管两者拥有的资源与位置大不同，仍皆受到父权规范与性别界限的桎梏。第二，家务劳动连续性的概念也彰显了妇职的内容与意义如何与阶级、族群、国别等社会不平等相扣而被差异化的建构。而这样的连续体也提供了女性施展能动性的媒介，使她们得以在女性家务劳动提供的多重位置间移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引自 田野告白
表示其中内容是对原文的摘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