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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天理”和“人欲”。饿了吃饭是“天理”，但非要吃鱼翅鲍鱼，这就是“人欲”；困了睡觉是“天理”，但非要有美女陪睡，这就是“人欲”；一个人如果饿了非不吃饭，困了非不睡觉，这也是“人欲”，虽然它不是不合理的欲望，但却是不合理的行为，因为你违反了人的生理规律。由此可知，天理其实就是满足我们生存下来最基本的需求，除此之外的都是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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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九渊心学，目的都是为了存天理去人欲。为什么要存天理去人欲呢？另一位理学大师张载给出了答案：为天地立心（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生民立命（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往圣继绝学（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太平（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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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枝》的作者弗雷泽说，当人类的思维之舟“从其停泊处被砍断缆绳而颠簸在怀疑和不确定的艰难之海”时，他们会感到痛苦和困惑，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抹平这种痛苦，消除这种困惑，那就是，思维之船必须重新进入一种“新的信仰体系和实践的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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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告诉一个人，孝顺父母的终极目的是让他们心上安宁，物质条件还在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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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给出了四点：第一，立志。就是要打定主意，下定做圣贤的决心；第二，勤学。做圣贤必须勤奋，努力学习知识和提升品德；第三，改过。有错就要改，绝不姑息；第四，责善。也就是在朋友之间要以责备的方式劝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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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王阳明也承认，道德虽然是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可有些人的道德被多年来时间的俗气所污染，已不能自动自发地流露，所以必须要树立道德楷模，让道德楷模唤醒他们内心正要睡死过去的善良。 他的办法是老办法，但老办法往往是最管用的。他恢复了设立于朱元璋时代，早已名存实亡的申明亭和旌善亭“两亭”制度。他要求庐陵县所管辖的各乡村都要设立这“两亭”。旌善亭是光荣榜：凡是热心于公益事业、乐于助人、为国家和地方做了贡献的人，在该亭张榜表彰，树立榜样。这是存天理；申明亭是黑榜：凡是当地的偷盗、斗殴或被官府定罪的人，名字都在此亭中公布，目的是警戒他人。这是去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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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极力指责佛教：“佛教徒担心父子连累他，就离开父子；担心君臣连累他，就离开君臣；担心夫妻连累他，就离开夫妻。佛教徒总说自己不执着于‘相’，其实这些都是执着于君臣、父子、夫妻的‘相’，所以他才逃避。我们儒家，有个父子，就给他仁爱；有个君臣，就会对他忠义；有个夫妻，就给他礼节。什么时候执着于父子、君臣、夫妻的‘相’呢？” 由此可知，这张纸的厚度就是责任心和使命感。儒家有，佛道没有。简洁地说，王阳明心学是一门要人去外面建功立业的学说，而佛道是龟缩避世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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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心中贼自然是“人欲”，而山中贼则是南赣地区的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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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唯一可以倚仗的就是自己。靠山山倒，靠河河枯。你越倚仗什么，那个“什么”就会越让你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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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上，比如万历年间的山东昌邑令孙鸣凤脑子里只有两件事，一是贪墨，二是私自征税。一遇灾荒年，孙鸣凤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中央政府会发放赈灾款。而这些钱全都入了他的腰包，不但如此，他还和平时一样继续向百姓征税。 我们很不理解，为什么像孙鸣凤这样的地方官会如此肆无忌惮地搜刮聚敛本应该属于老百姓的钱财，难道他们不怕百姓造反？ 他们当然怕，但他们好像摸透了中国老百姓的性格。中国老百姓不被逼上绝路是不会去反抗的，把他们逼到“革命”的大路上，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所有官员都相信，这个“很长很长”的时间是没有尽头的。即使真的到了尽头那天，他们已被调出这块是非之地，或者早就抱着财宝回家养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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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你用言语劝告根本不起作用，必须让他亲身经历失败，他才会得到真知。这可能就是王阳明心学强烈主张“事上练”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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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讲课时，有弟子问王阳明，用兵是不是有特定的技巧（“用兵有术否”）？王阳明回答：“哪里有什么技巧，只是努力做学问，养得此心不动。如果你非要说有技巧，那此心不动就是唯一的技巧。大家的智慧都相差无几，胜负之决只在此心动与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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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心学认为人心中有个能分是非善恶的良知，所以人不必靠典籍，也不必靠其他外在的方面来证明，良知刹那间一发作，那就是正确答案。但千万不能有第二次发作，也就是在一件事上不要反复思考，记住你面对事情时脑海中的第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最佳方案，这也就是真正的致良知。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就应该致良知，相信自己良知的力量，按良知的指引做出决定，这样才不会疑虑和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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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是什么，其实就是有良知的大多数人对一个道理达成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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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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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王阳明说，“至圣先师”孔子说的话，如果它不能和我的心相符，那就是错的，就不是真理；而贩夫走卒说的话，如果它能和我的心符合，那就是对的，就是真理。所以说，一切真理都在我心中，我们只需俯首于自己的心，因为世界上唯一的权威只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