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 正文

兰姆写过一封致友人书，说他如何常在晚上站在泰晤士河边大马路上看街灯下的过往行人，以此为乐，并写下一个结论：“谁要是厌倦了伦敦，谁也就厌倦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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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慈的故居则给我完全不同的感觉。一座白色的两层楼房，房间大而明亮，家具不多，起居室有落地长窗，看得见外面的草地和鲜花，靠窗摆了一把椅子，这就是诗人常常独坐思索的地方。楼上卧室里有一张挂着帐子的单人床，床单和枕头布洁白如雪。1820年2月3日晚上，济慈从伦敦城里回来，途中受了凉，到家赶紧上床，轻轻咳了一声，就在这洁白的床单上咳出一滴鲜血。我看了床旁的说明，几乎不敢逼视那床单了。那么残酷的命运！那样早就从年轻诗人的心房里逼出了血，拿它染上了他那洁白的想象世界！

三十年后重来，我仍然未必真正了解济慈，但是我读他的诗和日记的时候多了，我自己经历的事情也多了，这才体会到济慈的锐气与深度。一个无名的青年作家，在种种不如意的情况下，向英国诗的新天地猛进。1819年他23岁，一年之内写出了他全部最好的作品，包括那6首不朽的“颂歌”，而不以此为足，还要更拔一个高峰，写出了莎士比亚式的诗剧片断，直到肺病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写的是当时最尖端的作品：美到尖端，崇拜古希腊到了尖端，对人世灾难的难受也到了尖端。《夜莺颂》写得何等的美，然而诗人也在这里，写出了当时英国人命的身体和精神上的苦难：
    这里众人呆坐，听彼此呻吟，
    老人仅有几丝白发，瑟瑟抖动，
    青年骨瘦如鬼，苍白而死；
    只要想一想就充满哀伤，
    更有绝望铅一般沉重；
    明眸的美人难保一夜的风姿，
    到明天只等的新欢来悼亡！
这首诗就是在这所屋子外面的花园里面写的，时间是1819年5月。

我同陪我来的裘克岸兄在这园子边上的一条长凳上坐了好久，草地修剪得整齐，在阳光下一片碧绿；斯比安有几处桃花池，也是一片鲜艳；另外有两棵大树，给这园子带来了野趣，其中一课桑树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这园子离汉姆退斯特荒地很近，那是一片草木丛生的高地，济慈当年就是常到那里去听夜莺歌声的。

——《文学的伦敦，生活的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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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人文学问有点像英国的园林：大片草地，几棵孤树，向前走则听见淙淙流水，有许多幽深的角落，清晨的雾气弥漫了一切，人们漫步着，徘徊着，有点忧郁，坠入深思之中……

法国的园林不是这样。整齐、匀称如几何图形，色彩有配合，有对照，一切都是明朗的，处处看见古典的雕像、喷泉，美得的有章法，而贯穿章法的则是透彻的智慧。人的心智散发出一种光辉，像晴朗的巴黎天空。

然而巴黎还有码头边的哀愁和穷巷的痛苦——波德莱尔的巴黎，《恶之花》的巴黎。这后者也是我追寻的——难道说它已经全然消失了吗？

四十年前，我曾来过巴黎。一个学生是有一双自由的脚的，当时，我曾凭着双脚和地图，走过塞纳河上的一座又一座桥梁。如今，寒霜早已爬上我的发鬓，我的腿也早已沉重了，但我还是到处步行，想要追寻四十年前自己的足迹，却发现一个远比我记得的更恢弘更复杂的城市。

——《巴黎，喜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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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纽约虽然富足、活跃，它却没有巴黎的塞纳河和河的左岸，没有拉丁区和它的穷学生，没有蒙马特的小方场和在那里作画的流浪汉，没有那样多的街头咖啡座，没有这一切结合起来形成的气氛、神韵、光彩。

我也常去坐咖啡店，有时约朋友同去，有时就是一个人。一人却不寂寞，因为有变换的街景可看，有过往的行人可看：各式各样的人，穿着整齐的老年夫妇，只穿夹克和紧身裤的男女青年，肩上挂着一个像是送信人拿的开口皮包的中年学者，白人，东方人，黑人，同漂亮的白人姑娘挽臂而行的黑人，大多走得从从容容，谁也不以谁为怪。
    
在咖啡座上，仍然有年轻的学生单要一杯价格最低的黑咖啡，一座就是一个下午，在那里看书、做功课，如同几十年前他的先辈。也有情人约会，或是青年妇女在那里展示她的容貌、新装、发型，一切光滑干净，精致如她慢慢送进口去的法国糕点。
    
在过去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派朋友常去的两怪咖啡店和芙洛咖啡店，仍然有作家、诗人、学者、画家、演员、导演、舞星、歌星——或什么不是的闲人——在碰头，在谈话。
    
谈话——多种音响、多种情调的谈话，而最为人们喜欢的则是双方相互关怀、共享喜悦的一类——亲切而不狎昵，明慧而不炫学，机智而不尖刻，隽永而不轻薄，谈话是一种艺术，但不能显得造作，要紧的是把心扉打开，任思想交流，任感情融合。这些也就是最好散文的品质。隐约闪现于巴黎咖啡座后面的是连续若干世纪的法国散文传统：街头咖啡的香气熏陶了好散文，而散文艺术又使咖啡座上的谈话更为文明。
    
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巴黎是无可替代的。
                                                                        
 ——《无可替代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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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诗也同样是英国的骄傲。文艺复兴时期的成百个抒情歌手已经令人惊叹，而到了19世纪初年，五位浪漫主义大诗人相继出现，其中华兹华斯以哲理入诗，以白话写诗，开辟了全新的境界；雪莱在社会思想上，济慈在美学思想上都攀上了新的高峰；柯勒律治兼是敏锐的诗歌理论家；而拜伦所作风靡全欧以至全世界，诗歌变成了一种情感潮流和思想力量，英国诗把它的抒情性发挥到了极致。

——《<英国诗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