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页 第一章 引言

窃以为，就在此“书”息“诗”兴之际，传奇文作为一种史无前例的虚构叙事文类，悄然崛起于高宗、武后之世。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自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我认为，目前传世的两篇硕果仅存的“无争议”初唐传奇文《古镜记》与《补江总白猿传》的作者，很可能都与高宗、武后朝中的宫廷智囊系统的形成有关。这些传奇文写作的场合，都在政治气候发生某种变化的时候。本书第三章至第六章的具体研究，即为这一论点的微观分析。
我的”理论“是：初唐传奇文定向的做着，都是所谓”圈内人“——宫廷中人或接近宫廷之人，是为“圈内人”而创作，并为“圈内人”所利用的。说得更加清楚一些，传奇文在初唐是一种“圈内人”所默契的通讯、交流工具，其目的在于借助一个半虚构的叙事，对社会政治现实中发生的事，或讽喻，或宣泄，或批评，或影射，用一种“姑隐其名”的方式来交流思想、感情和判断。
说到这里，我油然想起一则有关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克的名著《国王之魔疗》诞生的轶事。它看起来与我们研究初唐传奇文崛起的背景，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却有曲折相关的地方，故不厌其烦，征引如下。
布氏在一次大战期间曾应征入伍，当时前沿阵地谣言流传的现象——战时由于新闻检查的控制，士兵无法得到正常的文字资讯，在非理性的情绪不断增长的状态下，流言广泛地传播——给布氏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类似牛顿从苹果落地而发现万有引力，布氏从上述现象中联想到在缺乏现代通讯手段的中世纪社会里，人们对于臆想和真理之间的界限的理解，既不同于现代人——恰如魏晋南北朝人对鬼神世界和人类世界的界限的理解，与今人显著不同，故其所作之志怪小说，其用意原在于纪实，而绝非今人所想象的虚构——故流言、传说与神话对当时人们的意识的影响之大，绝为今人所难以想象。
《补江总白猿传》就是这样一种类似的“流言”。布洛克《国王之魔疗》写的是欧洲中世纪社会文化心态史，我们研究传奇文的崛起，涉及到初唐的社会文化心态史，其中有若干相像的地方。比如，在没有现代新闻传播媒介的初唐社会里，诗赋、书翰、诏令、奏议等等“古而有之”的“通讯形式”，自然都可以被认为是当时具有各自特定功能和范围的实事求是“的”传播媒介“，而传奇文则可以视为一项新的“寓实于虚”的新型“传播媒介”，在初唐担任某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特殊时代功能，既为某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而炮制，又是为那个特定的集团所利用的。这就是为何我们反复强调初唐的传奇文与中唐的传奇文在读者、著者、作意、作法等各个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一定要分别研究。
进一步的线索，要从初唐前不存在的制度和社会集团中去寻找。例如，我怀疑，初唐史馆和文馆制度的设立，也许就与传奇文的诞生和流行有关。中世纪的史馆制度，规模于唐代，不仅史臣编起居注、实录、国史有一套严密的规矩，而且撰写行状、列传方面，也有一系列近于专业化的规范。虽然，在初唐时期，大多数的“史臣”都是兼职的，但修史作为一种专业化的工作，却奠定于这个时期。我们知道，初唐太宗时期和高宗前期，出现过一次官修正史的高潮，两晋南北朝诸正史十九修于此时。而初唐以朝廷之力，官修前代所缺正史，史无前例。这次跨越贞观、永徽二朝的大规模修史运动，对于唐代史馆制度的形成，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以史为鉴”观念弥漫宫廷的初唐，史馆的功能不仅在记往，也在鉴今。值得注意，领先和参与编写这所谓“初唐八史”的绝大多数“大手笔”史家，诸如魏征、房玄龄、颜师古、姚思廉等，都是“兼职”史臣，这些当代政治家对于官修正史专业化的贡献，怎么估价也不会嫌过高。正式初唐所修的正史中，出现了前所未有、引人注目的虚构叙事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