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页 哥伦布、印第安人和人类的进步

　　有人可能会对这段历史撒谎，有人则可能把那些会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干脆略去不谈。但莫里森没有这样做。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哥伦布。他没有忘记大屠杀的历史，相反，在这一问题上，他使用了他所能用的最激烈的言辞：种族灭绝。

　　但他也有他自己的做法：对事实真相一笔带过，对他认为是更重要的其他情况则大加笔墨。不管是粉饰过去，还是遮掩事实真相，这些做法一旦被读者看破，就有可能引起读者对作者的反感和不满。如果先直陈其事，然后再把它淹没在大量的其他情节之中，这就好像是在心平气和地告诉读者：是的，发生过大屠杀，但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对作出最后的评判来说无足轻重，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来说，它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对历史学家们来说，确实存在着对某些历史事实进行轻重取舍的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就像绘制地图的人一样，为了绘制一张特定用途的地图，他们必须首先把地球的形状扭转、摊平，然后从纷繁复杂的地理学信息中，挑选出符合特定需要的那些信息，制成这样或那样的地图。

　　我所说的并不是反对进行取舍、加以简化或者加以强调等。对绘图者和历史学家们来说，这些都是必须的。绘图者所作的扭曲，只不过是为了满足那些需要地图的人的一般性目的而作的一些必要的技术处理；但历史学家们的“扭曲”就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了，它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涉及到一个各种兴趣彼此冲突的世界。所以，不管历史学家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所作的任何一种带选择性的强调，都是在支持某些特定的兴趣，不管这种兴趣与经济、种族有关，还是与国家和性别有关。

　　此外，作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兴趣，它不像绘图者做技术处理那样明显和张扬。例如：“这是一张为远洋航行设计的麦卡托式投影地图——要是为了得到近距离的地区航线，你最好使用别的地图。”历史却不是这样，历史学家们竭尽所能为所有读者呈现的，是大家共同感兴趣的历史。

　　为突出哥伦布及其后继者作为航海家和新大陆发现者的英雄主义精神，而淡化他们的大屠杀行为，这并不是出于技术上的必要，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不自觉地在为所发生的一切进行辩护。我的观点并不是说，在谈及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非难、审判或是谴责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哥伦布，这一切都为时已晚，作为一种学者式的道德声讨已毫无作用。反过来，一种暴行，如果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必须的，那么不管其代价是多么的惨重，人们还是容易接受的，就像为挽救西方文明美国向广岛扔下原子弹、出兵和轰炸越南，苏联为挽救社会主义而镇压喀琅斯塔德起义、出兵干涉匈牙利，以及美苏为挽救全人类而进行核扩散一样。这样的历史悲剧仍在不停地上演，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人们学会使用大量其他不相关的事实，来淹没和淡化这些东西，其效果就像把密封好的核废料埋入地下一样。

　　这样来看待英雄人物（立国之父们）和他们的牺牲品（阿拉瓦克人等），即把征服和屠杀放在历史进步的进程中来看待，从而平静地加以接受，仅仅是对待历史的态度和方法的一个方面。在这里，是从统治者、征服者、外交家、领导人的视点来叙述历史。像哥伦布等人一样，华盛顿、杰克逊、林肯、戚尔逊、罗斯福、肯尼迪、国会议员、最高法院的高级大法官，似乎理应受到普遍的肯定和认可；他们似乎就代表了整个国家。在这方面还有一种伪饰之词，就是认为真有这样的一个“美利坚合众国”，虽然它偶尔也会发生冲突和争执，但基本上是一个代表着全体人民一致利益的共同体。宪法、领土扩张、国会通过的法案、法庭的裁决、资本主义的发展、文化教育和大众媒体宣传，似乎就体现着这个国家的一致利益。

　　“历史就是国家的记录”，这是亨利·基辛格在他的第一本著作《一个恢复的世界》中写的一句话。他是从奥地利和英格兰领导人的角度出发，论述19世纪欧洲的历史，他完全忽略了饱受他们这些政客所制定的政策之苦的千百万大众的感受。在他们看来，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那种欧洲式的“和平”，在少数几个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下“恢复”了。但在英国工人眼里，在法国农民眼里，任亚非人民眼里。在世界上流社会之外的世界各地妇女和儿童眼里，它是一个充满着侵略、暴力、饥饿和剥削的世界，一个没有复元的世界，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在记述美国历史的时候，我的出发点与上述作法截然相反。也就是说，我不承认国家的记录就是我们本身的历史。国家并不是一个共同体，而且从来就不曾是一个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个家族的历史所呈现出来的那样。都揭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奴隶主和奴隶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种族和性别压迫与被压迫之间的尖锐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经常爆发，但大多数都被平息下去了）。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冲突的世界、一个充满了无辜的牺牲者和凶残的刽子手的世界里，善于思考的人们所应该做的，就是像阿尔伯特·加缪[2]所说的那样，不要站在刽子手的一边。

　　因此，对于历史叙述加以选择和强调，不可避免地要对站在哪一边作出选择。对我来说，我更愿意尽可能地向人们讲述阿拉瓦克人眼中的美洲发现史；奴隶眼中的宪法；彻罗基人眼中的安德鲁·杰克逊；纽约的爱尔兰后裔眼中的美国内战；开小差的爱尔兰裔逃兵眼中的墨西哥战争；罗厄耳纺织女工眼中的工业制度的兴起；古巴人眼中的美西战争：吕宋岛上的黑人士兵眼中的征服菲律宾之战，南部农民眼中的“镀金时代”[3]；社会主义者眼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平主义者眼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哈莱姆黑人眼中的“新政”；战后拉丁美洲“皮恩人”[4]眼中的美利坚帝国等等。任何一十人，不管他（她）怎样努力，他所“看到”的其他人眼里的历史总是有限的。

　　我的目的不是一味地去为死者哀悼，痛斥刽子手。为历史流太多的泪、投入太多的恨，只会削弱我们对于今天所怀有的道德激情，而且，是非的界限本身并不总是十分明确，也许从长远来看，压迫者本身也是可怜的牺牲品。若是从近一些看（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真还没有几个轮回），许多历史的牺牲品也在自暴自弃、自甘堕落，他们也受到压迫他们的文化的腐蚀，常常转而去对付其他的牺牲品。政府力图通过政治、文化手段把人民笼络在它所称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这张大网之中。在理解了这些复杂性之后，本书仍将对政府的这种企图持怀疑态度。我将尽力不去描述，当他们被这一制度的闷罐车关压挤塞在一起时，这些牺牲品互相之间的倾轧有多么残酷。我也不想把他们的悲惨遭遇浪漫化。我记得有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穷人的哭诉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但要是听不到他们的哭诉，你就永远不知道公平是什么。

　　我的初衷并不是要为人民的斗争臆想出一个胜利的结局，但是考虑到如果历史的记述一味地简单定位于陈述失败，揭历史的短处。那么，历史学家们将会深陷失败论的怪圈而不能自拔。历史上，人民曾充分展示过他们的能力，曾奋起抵抗过，也曾团结斗争过，偶尔也曾获得过胜利。但这些历史片断，有的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却都被掩盖起来了。我认为，一部历史，如果它既不愿否认过去，又想创造性地预期一个可能的将来，那它就不仅要再现这些历史片断，而且要着重揭示各种新的可能性。我相信，也许只是一种希望：我们宁愿在这些过去偶现的片刻同情和怜悯中，而不是多少个世纪绵延不断的战火中，去寻找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