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 　再版序

　再版序 

杨冠三 


《二十四史全译》二〇〇四年一月初版，至今九年，三千套书早已全部售罄，决定再版，同时出版这几年组织编写的《<二十四史全译>纪传人名索引》和《二十四史导读》。此时，不由地想起十几年来，许许多多认识的不认识的读者及非读者朋友，对我做这件事的关注。《全译》出版后，有媒体给予高度赞扬，有素不相识的读者撰文对我和我的同事们表示感谢，也有很熟悉的朋友对我持嘲讽和批评的态度。我想趁再版之机，向这些关心我的朋友们说明一下，我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 
一九九六年夏天，我第一次听说二十四史全译项目：由开国元老倡导，著名史学家顾问，全国高校古籍文献整理机构和史界名家参加，列入国家重点出版规划。说该项目亟需资金。当时我一口回绝。不是我不知道二十四史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中“惟一”的地位，而是不理解，这样一个关乎民族历史、国家文化战略，投资大、周期长，很难产生经济效益的大项目，为什么国家财政不支持，而要由个人投资？ 
三个人帮我回答了这个问题，帮我坚持下来，完成了这么一件超出我能力范围的大事。 

一 

《二十四史全译》的主编许嘉璐先生是个有见识的学问家，讲起话来从容、睿智、旁征博引、铿锵有力，他说理时的逻辑性让你的思维跟着他走，他讲话时的激情让你热血沸腾。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京城大厦顶层的旋转餐厅，以后在他的办公室和家里又倾听他多次，用茅塞顿开来形容是很恰当的。 
为什么要做这个全译？人就在历史之中，任何事情过了今日就成了历史，今日之中国是昨日之中国合乎逻辑的延续，《二十四史》是历史延续的最重要的载体。以梵语为例，梵语是古印度的标准书面语，在最具代表性的四种古代语言中，梵语文献的数量仅次于汉语，远超过希腊语和拉丁语，然时至今日，梵语的四大圣典及两大史诗，已经少有人能读懂了，只能供少数学者研究之用。古汉语的经典，如果不及时抢救保护，代代传承，很有可能重蹈梵语经典的覆辙。危险是现实存在的，这件事儿现在不做，以后恐怕想做也没人能做了，因为能够翻译《二十四史》的人，要熟悉中国历史，通晓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对于天文、音律等专门学科的翻译，除文字功底外，还要具备古代和现代的相关专业知识。而“当今学者，术有专攻者不乏，而渊博旁通者盖寡”，能担此任者，屈指可数，且不少是年逾古稀的老人。 
我突然发现，我真的就在历史之中，而且是在一个重要的时点上。这是关于中华文明传承和抢救的大事。如果后人说起，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历史机会，拱手送到一个人面前，他却袖手不理，那这个人岂不是一个茫昧迟钝的人，乃至成为一个历史罪人？每念及此，不免会出些冷汗。 

二 

《二十四史全译》的出版总编辑孟繁华先生和我相识三十余年，于我亦师亦友，也是一位认真做学问的人，博古知今，落笔如神，却又儒雅谦和，彬彬有礼，人称孟夫子。他既是编译、编审，又是总编辑，也是录入、校对、出版、组织、协调的实际主持人。他来找我谈投资，不应则已，应下来就是毫无保留，义无反顾。因为我们是共过患难的朋友。 
好朋友处事，有时就不讲规矩，第一笔付给编委会的钱四十万，孟繁华给我打了个电话，就来人取走了支票，没有任何手续，连白条都没打。过了一年我才知道，二十四史全译原来是一位很有实力的房地产商要做的，后来放弃了。为做这个项目，我们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合作伙伴据说是资金雄厚的文化商人，要求控股，但没到半年又要求撤股。这些我都没在意。本来计划一九九九年六月交完最后一批稿子，两千年前付印出版，可到了二〇〇二年，还有相当一部分稿子还没交上来。我真有点急了，亲自过问，到编辑部去上班，才搞明白，这原来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浩大工程。 
全译的作者分布在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武汉、南昌、广州等地。有的说稿子做完了，丢了，必须从新做起；有的人没有做完，生病了、出国了，必须另请人做；有的做完了，但和出版的要求不一致，必须大幅度修改。为了减少反复，公司编辑部派专人，夏天，汗水淋漓，拉着装满稿子的箱子坐火车去各地，和作者沟通。编辑部本身有一份《工作通讯》，对翻译、编辑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交流。对编辑中的重要修改词句要列表，注明原文、原译文、拟改、审定，为一语而思忖，为一词而踯躅。有时审而难定，相互切磋，或另商高明，或再查源出。以信达雅为标帜，视硬伤如仇寇。排版、字库软件，远不如今日成熟，须造字近万字十余万字次，文字变动引起版式变动，都可能产生新错误，有的要校对十几次，诚如前人所说：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这不是一般出一部大书，这是一批认真的人在集体做学问，在精心打造一部鸿篇巨构。现实中时光静静流逝，他们则淡定面对历史。我彻底绝望了，希望说服这样一批人在这样一件事上加快速度不过是一个妄想。 

不经意哪一天，我在孟繁华先生的办公室看到一只由天然树根自然生成的大木龟，龟背上满是凸起的木瘤，刚刚从井冈山托运回京的，桌上有两页刚劲有力的字： 
井冈有大树，不知其岁。其冠参天如云，赖有此根。养分水分，点点滴滴缕缕，上达于枝叶。时有干旱，根扎愈深。遇礓土顽石，或盘而绕之，或寻其微隙，穿而行之。年年岁岁，不见天日，委曲坚忍，难以名状。诗云：窅兮冥兮，龙兮龟兮，负天载地，永不止息。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太古中来，混沌鸿蒙，遙乎其岁，邈乎其程。体匍匐而昂首，履泥淖而澄明。创痍满体，失志如一，蹒跚复蹒跚，不知其所终。 
指龟言志，还是第一次见到。就在那一瞬间，我彻底打消掉关于说服、动员、重订工作计划、合理安排时间、尽可能提高工作效率的所有念头。我郑重、真诚地对孟繁华先生说了一句话：“你放心，我一定坚持把这个项目做完。” 
三 
与《二十四史全译》看似毫无关系实则至关重要的一个人是我的父亲杨承裕先生。我父少年时本一富家子弟，才华横溢，酷爱诗书。 
日寇来犯，遂书生拍案，弃笔从戎，黄埔毕业翌日,即与日军生死相搏；自此，奋不顾身，南征北讨，守宜昌、下松山，两次入缅作战，在名垂青史的中国远征军中，多次负伤，多次立功。后半生却因这一段光荣历史受尽磨难。最长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最令父亲痛心的是抄家焚书，祖传的一部《二十四史》和数十种古籍被付之一炬。 
我非富豪，凭一己之力恐难完成“看不见尽头”的跨世纪工程。我和妻子赵文新女士商量，去找我俩最敬佩的父亲谈。凭父亲的睿智和胸怀，其实无须多谈，凭父亲在我兄弟四人心中一言九鼎的地位，也无须多商量。我大哥杨冠琪、二哥杨冠群、四弟杨冠平，二话不说，全力以赴，毫无保留地筹措资金，并专门为《二十四史全译》成立了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由我任董事长，杨冠平任总经理，不知天高地厚地干起了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点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重点项目。 
父亲一直鼓动、激励、支持我倾全力完成《二十四史全译》。但二〇〇四年出版之日，父亲已病重，没能翻阅这部煌煌巨作。二〇〇八年，父亲病逝，墓碑上深深地刻着我为他恭写的挽联：忠义方正，投笔从戎御倭寇；厚德载物，教子修史砺千秋。 
父亲的名字当之无愧地与《二十四史全译》并存。 

《二十四史全译》出版后，我先后赠送给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泰国诗琳通公主等，荣获好评。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庄芳荣先生特意致函：“《二十四史全译》，煌煌大作，规模恢宏，装制精雅。惠我馆藏，无任感佩。二十四史，全译对照，打通古今，入史出史，方便众人。嘉惠当代，贻惠将来，传布历史，厥功甚伟。至为铭感，特以此函，谨致谢忱。” 

书就要再版了，不由得想起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向国家图书馆赠书仪式上我的致词： 
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许嘉璐先生、安平秋先生以及《二十四史全译》的诸位老师、全体作者，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公司，这样一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个重大的历史机会，使我们能够和传承中华文化这样一个大题目联系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荣幸。还要感谢我的员工，记得第一套书面世时，所有的员工列队鼓掌，有些女孩子流下了眼泪。人们常用“十月怀胎”来形容孕育一个婴儿的艰辛，但七年怀胎呢？十年怀胎呢？我们现在对这部书就是这样一种感情。 
由我担任董事长的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名不见经传，但是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公司。 
第一个特点，它是一个很“小”的公司，七年的时间只出版了一本书，这就是今天我们赠送给国家图书馆的《二十四史全译》。 
第二个特点，它是一个很“怪”的公司，公司开始的注册资金只有一百〇八万，以后不断增资，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却要大笔支出，每年要使用大量的现金，来支付工资，加班费、稿费、录入排版费、编辑费、校对费等等；无偿使用家族中其他公司的资金、场地、人力；这个公司的管理层，从董事长、总经理、总编辑到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兼职，至今为止，他们没有在这个公司拿过一分钱，反而还要往里贴很多费用。每年工商局年检，都要专门作解释。 
第三个特点，它又是一个很“大”的公司，除了没有书号外，它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出版社。因为它把一部书出版的全过程都做到了，从选题、策划、创意、组织，到组稿、编辑、校对、定稿、封面、版式设计、选购纸张、印刷、装订、出版、发行，甚至延伸到制作函套，打造明式书柜。 

我说这些话，是希望读者在阅读《全译》这部书时，除了品评史籍的厚味和译文风调以外，也能体会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干专业活儿的认真、艰辛和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