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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追求或有目的的活动是以人的自卑感为前提的。所有的儿童都有―种天生的自卑感，它会激发儿童的想象力，激励他们尝试通过改善自己的处境来缓和或者消除自己的心理自卑感。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为心理补偿。

人格的整体性及其独特的生活目标和生活风格并不是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个体对客观事实的主观看法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个体对客观事实的看法绝不是事实本身。

自卑感可能在客观上有助于个体的完善，虽然这种补偿性心理特征的形成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但是它也它也可能 导致单纯的心理调适，从而会扩大个体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如果自卑感过于严重，那么当事人最终只能在心理上而不能在行为上  加以克服。

殊不知学校只不过是让家庭教育的潜在问题显现出来而已。

对于这些丧失信心的儿童来说，选择最为便捷的成功之道，最具吸引力。在他们看来，比起走社会所认可的大道，甩开社会的道德责任要容易得多，这会给他们一种毫不费力的征服感。这种人只肯做十拿九稳的事情，借以炫耀自己的优越。选择捷径显示了他们内在的怯懦和虚弱，尽管他们的行为表现得相当勇敢无畏。

接下来，来探讨另—类从未受过关爱的孩子的性格特征。在那些罪大恶极的人的一生中，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在童年时代都受到过恶劣对待。因此，他们就形成了冷酷、满怀嫉妒和恨意的性格。他们无法容忍别人幸福。一旦他们拥有孩子，或对孩子负有教育责任，他们就会认为孩子不应该比他们自己的童年过得更幸福。这类人不仅会对自己的孩子持这样的态度，作为别人孩子的监护人时也会持这样的态度。

这类人还会用许多自我感觉正当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例如例如“收起鞭子，害了孩子”。这些人不断拿出证据和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行为，但都无法证明自己是对的。因为僵硬的、专横的教育只会使孩子离他们的教育者越来越远。这样的教育没有任何意义。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被研究的对象并不理解他自己的行为表现，因此，他没办法隐藏真正的自我。他的人格是通过他在环境中的行动表现出来的，而不是通过他对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表现出来。这并不是说他在说谎，而是说，一个人的有意识的思想和无意识的动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只有具备同情心但又保持客观的旁观者才能跨过这种距离。这个旁观者可以是心理学家、父母，也可以是教师。他应该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解释个体的人格，这种客观事实体现了即使个体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未曾意识到的、有目的的追求。

与爱情和婚姻的正确确解决方法的任何偏离都体现了人格的缺陷。

个体的生活目标具有决定意义，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风格，并反映在这个人的行动上。因此，如果一个人的目标是指向生活中有建设性的一面，那么，他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有建设性的一面。个体也会因此感受到幸福和快乐

对社会有好处的事就是正确的”。任何对社会规范的偏离都可看作是对“正确之道”的偏离，并必然会与客观的法律和现实发生冲突。这种与客观现实的冲突必然会使行为人产生明显的无价值感，这种冲突也将引起受害者同等甚至更为强烈的报复。

把儿童对社会情感的态度看作其发展的检测器……因为儿童一旦遭遇生活问题，就会在这种考验中（就像被测试时）表现出他是否对此准备充分。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是否拥有社会情感，是否拥有勇气和理解力，是否追求对社会普遍有益的目标。随后，我们也会发现他向上努力的方式的节奏，发现他的自卑感的程度和社会意识的发展程度。所有这些相互交织，相互关联，最终形成―个有机的、不可分裂的统一体。在发现有缺陷之前，这个统一体是顽固的，随后，新的统一体才有可能被建立起来。

儿童的所有活动都是他整体生活和整体人格的外显，不了解行为中隐含的生活背景就无法理解他所做的事。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人格的统一性。人格统一性的发展就是行动及其手段相协调成为一个单一模式的过程。这种发展从童年就开始了。生活迫使儿童整合并统一自己的反应，而他对不同情境的统一的反应方式不仅构成了他的性格，也使他所有的行动个性化，从而与其他儿童区别开来。

惩罚对于儿童来说一般是弊大于利。因为如果这个儿童经常犯这种错误，教师或家长就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是屡教不改。如果这个儿童在其他方面表现良好，那么，人们通常会因为这种总体的好印象  而不会那么严厉地惩罚他。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即没有在全面理解儿童人格统一性的基础上来探讨这种错误是怎样产生的。这点与脱离整个旋律来理解某个单一音符类似。

了解个体某一行为所表达的意义的前提是，我们要有某种方法来认识他的整体人格。这个方法不是要描述他做了什么或者如何去做，而是要理解他在面临任务时所采取的态度。

家庭中，往往由于父母对自己孩子的不正确的教育管束，导致孩子养成了一种依赖，甚至说是病态的性格，他们总把自己凌驾于父母之上，对其发号施令。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或者不合乎他们的心意，他们就会开始对父母动手动脚，以便引起父母的注意或以此来强调自己的地位，虽然其本性并不坏，但这样的一种性格如果不及时纠正，很容易对其成长造成极大的影响。

我们不仅应当注意这种行为开始的时间，还应当注意它产生的原因。……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物理学因果关系，因为我们绝不能宣称，一个孩子的行为之所以变坏与另一个孩子的出生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可以说，落向地面的石头必然会以一定的方向和速度下落。而个体心理学所做的研究使我们有权宣布，在心理“下落”方面，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并不起作用，而那些不时产生的大大小小的错误却在发挥作用。这些错误还会影响个体的未来成长。

儿童对事物的个体性的理解决定着他的成长，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儿童陷入新的困境时，他的行为常常会受制于自己 已经形成的错误观念，认识到这一点同样也非常重要。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儿童获得印象的强度和方式，并不取决于客观的事实或情况（比如另一个孩子的出生），而取决于儿童看待和判断事实或情境的方式。这是反驳严格因果论的充分依据——客观的事实及其绝对的含义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客观事实和对事实的错误看法之间绝对不存在这种必然联系。我们的心理最为奇妙的地方是，决定我们行为方向的是我们对事实的看法，而不是事实本身。这种心理非常重要，因为对事实的看法是我们行动的基础，也是我们人格构建的基础。

如果我们用图来标示儿童人格的方向、目的与学校所追求的目的，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是不一致，甚至是相反的。儿童生活中的所有活动，都由其自身的目的所决定，他的整体人格不会让他偏离原有的目的，另一方面，学校则期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有正常的生活方式。两者之间的冲突就无法避免地产了。但是，学校方面却忽视了这种情境之下的儿童心理，既没有体现出管理上的大度，也没有采取措施设法消除冲突的根源。
我们知道，这个小男孩的行为受这样一个动机制约：他希望母亲只关心他一个人，为他一个人服务。他的心里期望能够独占母亲。而学校对他的培养目标则完全相反：他必须独立完成自己的事。人们形象地称这种现象好比给―匹烈马的脖子套上一辆马车。儿童在面对这种情形的时候，自然不能最好地表现自己。如果我们了解了他当时的真实处境，就能给他多一些理解和支持。惩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能加剧孩子对学校的厌恶感。如果他被学校开除，那他会感到正中下怀。他把自己置于他错误的感知陷阱中，觉得自己获得了胜利，可以真正地控制母亲；  母亲必须重新为他效劳，这正是他所期望的。

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是其总体人格图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明白，一个人人格的所有表现都是密切相关并形成一个整体的，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个小男孩的行为完全是与其生活方式保持一致的。孩子的行为与其人格保持一致这一事实也同时在逻辑上反驳了这样一种假设，即孩子无法胜任学校的任务是因为他智力迟钝。一个智力迟钝的人是无法一直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行事的。
这一案例还告诉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所有人都与这个小男孩的处境相似。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生活的理解从来不曾与社会传统完全保持一致。

以前，我们曾把社会传统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我们已认识到，人类的社会制度和风俗，并没有什么神圣之处，也并不是亘古不变的。相反，它们总是处于不断的斗争和对抗之中。社会制度和习俗为了个体而存在，而不是反过来的。确实，个体的救赎存在于他的社会意识之中，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强迫个体接受千篇一律的社会模式。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任何环境下儿童和成人都有这样—种追求优越的强烈冲动，并且这些冲动是无法避免的。人的本性无法忍受长期的屈从，被轻视的感觉、不安全感和自卑感总是会唤醒人们攀登最高一级目标的愿望，从而获得补偿，然后臻于完美。

实验表明，儿童的某些特征是环境作用的结果。在某种环境下，儿童感受到了自卑、脆弱和不安全后，这些感觉反过来又对儿童的心理产生影响。于是儿童下决心摆脱这种状态，努力达到更高的水平以便获得一种平等甚至更加优越的地位。孩子这种向上的愿望越强烈，他就会将自己的目标定的越高，从而证明自己的力量。不过，这些目标常常又超出了人本身的能力界限。由于儿童小时候能够获得来自不同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这便刺激了他们设想自己未来有可能成为―种类似上帝的人物。我们发现，他们本身也会被一种成为类似上帝这样的人物的想法所控制，而那些自我感觉特别脆弱的儿童身上也常常会发生这种见象。

脆弱感和想象自己是上帝式的大人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