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3页 对社会的再发现：卢梭

对理性的反抗
卢梭并不诉求理性，相反，他把这种对堪变成了对理性的抨击。他崇尚友好和仁爱的情感，崇尚善意和虔诚，并用它们来反对理智、知识的增长和科学的进步，而这些则是被启蒙运动视为文明的惟一希望所在。
为了反对这种社会秩序和这种哲学，他提出了朴素心灵所尊崇的信仰和美德。实际上，卢梭第一个呼喊出了这样一种新觉醒的恐惧，即担心理性的批判在摧毁了像教会信条和戒律之类较麻烦的虔诚之后，有可能不会在当时仍值得保有的那些虔诚面前止步。简而言之，智识是危险的，因为它毁掉了虔诚；科学是摧毁性的，因为它夺走了信仰；理性是不好的，因为它用审慎来反对道德直觉。没有虔诚、没有信仰、没有道德直觉，也就不会有人格，也就不会有社会。
卢梭的巨大作用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广义上讲，他把哲学带到了一条与其传统相反的道路上去了。康德承认，卢梭最早向他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道德意志与科学探究相比具有更优越的价值。科学必须被审慎地局限于现象界，因为在这个现象界，科学不致对各种心灵真理、对宗教和对道德法则造成伤害。
像卢梭的这种政治哲学，乃是以崇尚道德情感、反对理性为出发点的，因此它有可能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但却必然同传统的自由主义，不论是天赋权利的自由主义还是功利的自由主义，背道而驰。卢梭和康德都否认理性的自利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动机，并且把审慎排除在道德美德的范畴之外。这种做法有可能产生一种更为激进的并且能够用理性和个人权利为之辩护的平等学说。
作为公民的人
卢梭要使自己摆脱的那种社会哲学乃是系统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洛克提出的，认为任何社会群体的价值在于它为其成员所创造的幸福或自我满足感，而尤其在于保护其成员占有和享有财产的固有权利。人类乃是经由开明的自利和对个人好处的精明计算而被引向合作的。社会本质上是功利的，社会本身不具有价值，社会赖以维系的动机是普遍的自私，社会的主要作用是为其成员提供安乐和保障。
就把卢梭从这种个人主义中解放出来而言，起到最大作用的论者可以说是柏拉图。卢梭从柏拉图那里继承过来的乃是一种总体的见解。它包括下述两点：一是这样一种信念，即政治隶属基本上是伦理性质的，只是在次要的意义上才是法律和权力的问题。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他从柏拉图那里继承了这样一种假定，也是整个城邦哲学的内在原则，即社会本身乃是一种首要的道德化力量，因而也就代表了最高的道德价值。与卢梭哲学相反对的那种哲学乃是以完全成熟的个人作为出发点的，它赋予了个人一整套利益和计算能力。个人乃是从社会中获致其精神的和道德的能力的，而且也正是由于社会，他们才成其为人；基本的道德范畴是公民而不是人。
总体意志
社会具有一种法人人格，亦即对社会群体做有机体的类推，法人的总体意志自身就能够为其成员确立对他们有效的道德标准，以及用一种隐蔽的方式把政府化约为总体意志代理者的观点。
在使人成为人之前必须使其成为公民，但是为了使人成为公民，政府就必须给人以法律下的自由，必须给人提供物质福利并消除财富分配下的重大不平等，还必须创建一种公共教育体系。
卢梭在引用契约的说法后，便试图通过解释把它消解掉——就契约概念原有的确定含义而言。首先，他所说的契约同政府的权利和权力毫不相干，因为政府只不过是人民的代理人，它没有独立的权力，因而也不能成为契约的主体。其次，社会据以产生的那种想象出来的行为绝不是契约之类的东西，因为除非个人已经成了群体的成员，否则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卢梭的整个辩论都是以下事实为依凭的，即公民的社会对其成员来说乃是唯一的和与其同时存在的；公民既没有造就社会，也没有反社会的权利。
有关自由的矛盾
实际上，卢梭乃是在他自己的总体意志理论与他表面上否弃的那种不可取消的个人权利理论之间做任意的来回摆动。总体意志过于抽象，以至于根本就无法证明任何有关下述问题的推理是有道理的，即在社会内部把留给个人自行掌控的范围究竟划为多大才是明智之举。与此同时，就反对那种置社会福利于完全不顾的自然权利理论而言，其一般立场当然还是有效的。
换言之，强制之所以不是真正的强制，乃是因为当某个人所欲求的某种东西不同于社会秩序给予他的东西的时候，那只是他自己太任性，而且未能正确了解他自己的利益或欲求之所在。
卢梭反复重申，总体意志永远是正当的。这完全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真理，因为总体意志代表了社会利益——它本身就是有关正当的标准。但是这种绝对的正当与诸多并可能相互冲突的对它的判断之间又是何种关系呢？谁又有资格来决定何为正当呢？
卢梭的思想渊源于一种浪漫的群体崇拜，而这也是他的社会哲学同他所背弃的个人主义的基本分歧之所在。理性主义者把个人的文化、知识启蒙、独立判断和独立进取精神作为其价值体系的中心，而卢梭的哲学所强调的则是对群体的强化、对参与的满足以及对非理性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