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页 第三章 从耒阳暴乱到农业集体化——根本性议程的时代跨越

然而，“统购”所无法做到的，是在实际上增加农业的产量。农业剩余产品的增长是缓慢的，难以满足农民和迅速扩大的城市工人队伍的需要，因而也就难以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基础。毛泽东认为，合作化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西方国家通过缓慢的资本积累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可以通过集体管理和群众性教育而迅速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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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集体化和“统购统销”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当时的情势同旧政权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之间的关联。税收的基本单位，也包括“统购”的基本单位，是集体化之后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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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的领导人成为国家在农村的税收代理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所领导的社会单位，在具有改革思想的清代官员的眼里实在是再理想不过的了。……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很不幸的是，这种高效率的汲取体系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在这一体系下，领导人对于生产力的乌托邦式的乐观估计导致了对于粮食的毁灭性汲取，并造成了广泛的大饥荒。……
……在许多地区，干部们对大饥荒的反应是，解散集体化农业并将土地交还给农民。然而，党并不愿意放弃国家对于农村经济的控制。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调整收缩过程中，集体性生产组织和核算缩小到以自然村为单位，在这样的规模下，农民们可以直接看到他们的劳动投入如何从他们的收入中反映出来。然而，土地仍然被连接在一起，属于集体所有。
……在一些地区，由大跃进所带来的混乱使得税收难以进行，因为很多集体化组织实际上已经解散了。……
解决的办法，是把较大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单位（即公社和生产大队）转变为行政和提供社会服务的机构。实际上，这也意味着政府进入到了大村庄的层次，而在帝制时代，国家是将这一层次的治理留给它很难控制的地方精英和纳税农民的。虽然说，人民公社属于“政社合一的集体经济组织”的说法在经济上任然是对的，但事实上，它的最重要的资产——土地所有权——已经失去了。公社作为大致相当于民国时期的“乡”（或“镇”）的行政机构，其领导人来自于其他地区，由国家认命并从国家支薪，从而成为国家对于县以下各级实行控制的可靠工具。……20世纪60年代中国乡镇行政化的实现，也意味着国家对于乡村控制的实质性扩展。
由于大跃进后的调整收缩，社会主义规模的缩小同行政控制的强化混和在一起。……
……到1983年，邓小平肯定了将乡镇行政机构和农村经济区分开来的做法。即使在人民公社制度瓦解的情况下，国家对于农村社会的行政渗透仍然生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