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页 第四章 19——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的演进

……梁启超关于地方自治自然而然地会导致国家富强和统一的信念，其实行的前提是去除了贪婪和野心的人性。……在一个达尔文主义恒星的世界上，中国所面临的威胁要求其公民至少需要能够做到自律，而这边会使得只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官僚行政机构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自治似乎成了唯一可以同专制权力相抗衡的力量，而在梁启超看来，专制权力只会使得中国在政治上处于更加无力的地位，并将中国引向亡国灭种之路。
有鉴于中国20世纪的历史惊讶，章炳麟的看法似乎也同样令人疑惑难解。在缺乏地方社会对于国家机构的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希望国家机构能够以公平和自制的态度来对待公民只能是为专制权力开放通道。但是，在帝制晚期的背景下，章炳麟要求约束官僚行政机构，实行司法公正，并保护普通公民不受所在社区内精英势力的压迫，这些看法是有号召力的。
……两人的希望，都将被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发展所击碎。在梁启超关于建立自治的宪政国家的设想中，缺乏在各省或全国范围内掣肘军事专职的机制。而章炳麟关于在司法权力平等和公民平等的同时对官僚行政机构予以密切监督的设想，则又碰上了如何才能将政府置于法律之下的老问题。……
……但如果将20世纪当作整体来看待，这变成了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清王朝垮台后，继任的新统治者立刻采取行动，通过建立新的行政官僚中心来取代20世纪初年产生的各种地方“自治”机构。……到头来，孙中山遗产中关于威权性的部分压倒了关于社区本位的部分，在城市，催生“公民社会”的呐喊很快便中断了。……
……正是韩钰中“自治”这个词本身所具有的模棱两可的特点，使得这种改造变得容易了。在这里，“自治”既可以表示由地方社区来管理自己的事务，也可以表示代表国家来治理地方社区，从事收税和执法等活动。然而，对地方本位观念的最后一击，来自于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阶级的标签使得地方社区四分五裂，而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又成为国家在农村地区建立有效税收体系的强有力手段。为了通过对于粮食的控制而保证城市的供给，国家摧毁了就有的农村集市系统，并将商业集镇转变为政府的地方行政中心所在地。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精英关于扩大政治参与的理论，虽然有着宏大的设计，但在结构上却是相当薄弱的。然而，20世纪中国的历届政府在从事国家建设时，却能够倚靠并受益于旧政权源远流长的行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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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单一中国国家的现实和概念，却经历了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和内战而生存了下来。……由于国家统一的需要，产生了建立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的要求，这在中国宪政发展的建制议程上也成为重中之重的需要。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统一使通过军事力量来实现的，而由征服者所建立的文官政府，其背后也总是有着军事力量的存在。全国性精英阶层在地方上的显赫地位，并非经由世袭的途径，而是通过科举考试或做官积聚财富的途径而获得的，因为需要中央政府对于这种地位的认证。同征服者所强加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便是精英们为获得这种认证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
到了20世纪的头十年，一般来说，中国所有的政治阵营都会同意，中央政府必须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发展军事和经济上的力量。……但这种共识形成及维护的代价，是思想上逆来顺受和政治上令人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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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