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在人的本性里深埋着一种渴望被社会吸收的神秘感情，根深蒂固也深藏着这样的信念：一定有可能发现某一种特定的宗教、国家或社会制度，它将明确地赐与人类以和平和秩序。陀斯妥也夫斯基在其《宗教法庭庭长》一文中，根据无情的逻辑，证明人多半是害怕天赋自由权的。事实上，大多数人在面对亟待解决的难题和生活所强加的责任时，出于惰性，渴望有一个明确而又普遍有效的、有秩序的世界性机构，省得他们去费心思索。 这种渴望有一个救世主，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行为之谜的心情，就成了清除先知们道路障碍的刺激因素。当一代人的理想失去激情之后，先知们的兴趣、他们鲜明的色彩就足以使某一个用强有力的理论配备起来的男子（或女子）绝对肯定地宣布：他，而且只有他，已经发现了新的和真正的准则，而极大多数人将有信心接受这第若干世的救世主。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往往创造一种新型的理想主义，而这毫无疑义是形而上学意义的理想主义。无论谁，如能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协调和纯洁的幻想，就立即能够激发人类最神圣的活力：自我牺牲和宗教狂热，成百万人象是中了邪一样准备投降，他们允许被，甚至甘受强暴。这样的启示者或先知要求他们越多，他们越愿意奉献。自由，在昨天对他们好象还是最大的好事和快乐，而现在他们却愿意为了先知之故而将之抛弃掉。他们愿意毫不抗拒地追随这位领袖，实现默示的灵感“甘于奴役”。就这样，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人民只是为了希望保持团结一致，心甘情愿地让人在他们脖子上套上轭，并且还要亲吻那把枷锁强加于他们的手呢。

一种教条一旦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即建立恐怖统治。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限权力挑战的，都必须予以镇压，还要扼住那持异仪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


历史没有时间作出公证。作为无私的编年史，它的任务是记载成功的人，但很少鉴定他们的道德价值。历史的目光只盯着胜利者而置被征服者于不顾。这些“无名小卒”被倾人遗忘的汪海中，既无十字架又无花环记录他们徒劳的牺牲。但事实上，心地纯洁的人们所作的努力，不会被认为是无效或无结果的，道德上任何能量的花费，也不会在巨大的空间消失而不留下影响。那些生不逢辰的人们，虽然被击败了，但在实现一个永恒的理想上，已经预见了它的重要意义。因为，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进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从精神上来作分析，“胜利”和“失败”这两个词都获得了新的意义。从此以后，我们一定要永远不停止去提醒整个世界：它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丰碑，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才达到昙花一现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的人们——正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精神上的自由、为最后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义王国的斗争中，被加尔文所压倒一样。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原理》可列为世界上决定历史进程、改变欧洲面貌十到二十部书中间的一部。它是自路德翻译《圣经》后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实绩。此书不可曲解的逻辑性和坚定的建设性立即影响了加尔文的当代人。此书的质量使得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宗教运动需要有一个天才去发动，需要有另一个天才去结束。路德，这个煽动家，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滚石；加尔文，这个组织家，则在滚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如同《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一样，《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两者都总结了过去，决定性地为革命划定了最后界线；两者都为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运动，盖上法律形式和稳定的印记，使其开始时如火如荼的动力失去势头。这样，专横武断就成为教条。自主导致专政的诞生。与此同时，宗教热情受到严重的束缚。自然，当革命一旦受到控制，它就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原动力。这一切，就是宗教改革经加尔文之手所发生的。从那以后，天主教教会，作为宗教上统一的和世界范围的实休，必须同占据相同地位的新教教会相对峙。


但他独立的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从来没有被削弱过。因为在艰苦的劳动中，卡斯特利奥从来没有忘记他真正的任务。他不屈不挠地继续他终身的事业：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一有空暇，他就组织争辩，写评论文章，交换意见。他没有一天、没有一夜不坚持艰苦的工作。他从来不知道旅游的欢乐、消遣的欢欣，甚至不知道名誉、财富等世俗的报酬。他宁愿接受无休止贫困的苦味，宁愿丧失睡眠的机会，也不愿对他的良心不忠实。这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英雄的灿烂的典范。这个人，虽然没有被世界看到，虽然在黑暗中被遗忘，但仍然为了他视作神圣而又神圣的享业——言论的不可侵犯，意志的不可破坏而斗争。

有时候，历史看来象是从成百万人中间挑选出一个杰出的人物，让他代表某些特殊的哲学观点。这样的人无需是一个第一流天才。命运往往满足于凭机缘使某一个名字在大庭广众中崭露头角。而打从那时以后，这个名字就会根深蒂固地印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

然而，塞维特斯知道，任何让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以顽固对顽固，以狂热对狂热。他宁愿为了自己的信念在无可言喻的折磨中死去，也不愿为一个较仁慈的死而支持约翰·加尔文大师的教条：他宁愿受半小时的极大痛苦赢得烈士的桂冠而在加尔文的身上永远贴上彻底野蛮主义耻辱的标签。


如果对这样一个荒谬的行为不起而应战的话，那么，欧洲的思想自由就到了末日。强权会代替正义。“在如此灿烂的黎明之后”，在宗教改革高举的“良心的自由”的旗帜遍及世界之后，难道还要退化回到“昔米莱人的黑暗”吗？难道在某个方面持有与加尔文不同观点的基督教徒都要用火和剑把他们斩尽杀绝吗？在上千个同样的火把从查佩尔高台上引燃之前的关键时刻，难道没有必要高声宣称：凡在精神事务上持有和有权力者不同观点的人，绝对不能象野兽一般地加以追猎，或他们象强盗和杀人犯那样残酷地处决。即使已经晚了一点，但全世界一定要明确地懂得，不宽容是非基督教的，而实行恐怖政治是不人造的。为了被迫害者和反对迫害者，我们必须直言不讳。

每一时代都会发现一群新的倒霉鬼，成为倾注集体仇恨的怨府。有时候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时候是由于他们的肤色、他们的种族、他们的血统、他们的社会意识、他们的哲学。那些比较小和弱的团体的成员们，被用来作为潜藏在我们身上这么多的精力发泄的靶子。口号和时机可以改变，但中伤、蔑视和破坏是不变的。

“宗教的真理是在它们神秘的性质之中，在经过一千多年之后，它依然处于不断的斗争之中，直到精神上的爱启示我们，并最终下了结论，鲜血才会停止。”任何人解释的《圣经》都会有错误，所以宗教宽容是基督教徒的首要责任。

因为在每一时期，暴力会改头换面重新出现，坚持精神事业的人们也要继续不断地更新以与之斗争。他们决不应借口说那时对他们的压力太大而去寻找避难之所。因为，凡是有必要要说的，不能说是说得太多了，真理决不会白说。即使《圣经》不能胜利，它却宣告了永存。凡是在这时刻礼拜它的，就光荣地证明了恐怖不能支配自由精神，即使在那最残酷的世纪中，人道的声音仍有其地位。



“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的跟里都是异端。”


“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这一格言何等的真实而清楚，何等的不朽而人道。在这段精辟的话里，卡斯特利奥一锤定音，对杀害塞维特斯的人作出了宣判。你也许可以从逻辑学、伦理学、民族或宗教上找到借口证明处决一个人是正当的，但你不能掩盖刽子手和教唆者的个人责任。总有一些特定的人要对流血行为负责，杀人是不能用抽象的哲学格言加以宽恕的。真理可以传播但不能强加。没有一个教义能因为狂热性而变得更正确；没有一个真理能因为狂热性而变得更真实。也不能靠吹捧一个教义或者一个真理而去传播教义或者真理，更不必说通过杀害出于良心而拒绝那“真理”的人，来使一个教义或者哲学变得更真实。观点和概念是个人的经验和事务，除了隶属于持有它们的个人以外，不从属于任何人。它们无法加以训练和控制。一个真理可能会援引上帝的名字一千次，可能会一再宣称它本身的神圣不可侵，但没有批准它去毁坏上帝所给予的一个人的生命。生命比任何教条更神圣。

他解释说，没有一种教义，或其他种教义的本身是错误的，但是试图强迫一个人去信仰他所不信的，才是不变的虚伪和犯罪，地球上所有的邪恶，都源于这“违心的迫使”。心到最后，事实证明，温暖的情感比抽象的教条更有力，生命的汁液透过了强加的镣铐，冲破了所有的束缚，缓和了所有的严酷。正象一块肌肉不能无限期地处在紧张状态，或者一种激情经常持续地白热化一样，在精神领域内的独裁不能永远保持它无情的激进主义。它甚至很少能持续到一代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