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自我

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人类能不能根据内在欲望采取行动，而是究竟能不能选择产生什么欲望。人的欲望不是一种“选择”，我们只能“感觉”到欲望，再据以行事。我之所以觉得脑中浮起某个愿望，是因为大脑里某种生化过程创造出的感觉。这些过程可能是生物预设，也可能是随机发生的，但绝不是自由意志。如果生物确实没有自由意志，也就意味着只要使用药物、基因工程或直接对脑做出刺激，就能操纵甚至控制人的欲望。而欲望也只是神经元的某种放电模式而已。
实验(P264-266)告诉我们
左脑不仅处理口语能力，也是各内部翻译人员，会用各种片段的线索编制出合理的故事，想为我们的生活找出意义。人体内至少有两种自我：体验自我exeriencing sefl和叙事自我narrating self。体验自我是我们每时每刻的意识。但体验自我没有记忆能力，不会说故事。要唤起记忆、讲故事、做重大决定，负责的是叙事自我（约定于左脑）。每次叙事自我要对我们的体验下判断时，并不会在意时间持续多长，只会采用“峰终定律”（peak-end rule），也就是只记得高峰和终点这两者，再平均作为整个体验的价值。因此，医生最好在检查最后安排几分钟原本完全没必要的钝痛，因为这反而会让整件事在患者记忆中的痛苦大减。
大多数人认同的都是自己的叙事自我。我们口中的“我”，讲的是我们脑中的故事，而不是身体持续感觉到的当下体验。我们认同的是自己内心的系统，想从生活的各种疯狂混乱中理出道理，编织出一个看来合理而一致的故事。不管情节是否充满谎言和漏洞，也不管故事是否因为一再重写而总是自打嘴巴，一切都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总觉得自己从出生到死亡（甚至死后）都有一个单一、不变的身份。就是这种感觉，塑造出大有问题的自由主义信念，误以为自己不可分割，内心有个清楚而一致的声音，而且能为整个宇宙提供意义。
博尔赫斯的故事《一个问题》引发的思考-P271
荒谬的是，我们对一个想象故事做出的牺牲越多，就可能越坚持，只为了让我们的一切牺牲和痛苦有意义。这被称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Our boys didn't die in vain）综合症。
早在几千年前，神职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许多宗教仪式和训诫都以此为基础。如果想让人相信某些假想实体，比如神或国家，就要让他们牺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牺牲令人痛苦，他们就越会相信牺牲奉献的对象确实存在。如果有个贫穷的农民，把自己一头珍贵的牛献给了宙斯，就会开始对宙斯的存在深信不疑，否则要怎么解释自己竟然蠢成这样？这个农民还会献出更多头牛，才不致承认以前所有的牛都白白浪费了。
我们的叙事自我宁可在未来继续痛苦，也不想承认过去的痛苦完全没有意义。最后，如果我们想把过去的错误一笔勾销，叙事自我就一定得在情节中安排某个转折，为错误注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