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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 天真的人类学家
哦,身为一个人类学者,你最好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不知其他学科的人会如何看待这一点?),当你在猎奇对方时,土著人也在猎奇你,“你顶多只能期望被当成无害的笨蛋,可为村人带来某些好处。人类学者是财源,能为村人带来工作机会。” 每解决一个问题,便创造出两个问题。这就是很多专家乐此不疲的。 只有在一种看似荒诞的思想及其“分类”面前,另一种思想的“边界”才清晰地显示出来。 非洲的所有优点并非都是当地的,而所有的缺点也未必都是“帝国主义的遗毒”。 毕竟,多数研究始于对某一领域的模糊兴趣,甚少有人在提笔前便清楚知道自己的论文题目为何。 如果你懂得巧妙行贿,这些困难都可神奇消失,但是向谁行贿、行贿金额多少,这是新手极端欠缺的细腻艺术。 我常觉得那些自称握有真理的人应当为扰乱他人生活而良心不安。至于人类学家,不过是毫无害处的书呆子,这个行业的伦理之一便是尽量不直接干预观察对象。 他的生命就像一页与熵的对抗史——将就使用、修修补补、挖东补西、左支右绌、锯这砍那、槌打敲击——漩涡般无止尽。 他暂时让我过关,态度像恩赐流氓一条绳子,却只够他上吊自杀。 布朗牧师的生活充满诸如此类的不幸。他咯咯笑着走开,没有希望的,这里是非洲! 多瓦悠人相信轮回。他们解释:轮回过程就像加路亚的啤酒。人是啤酒瓶,必须注满灵魂。死亡后埋葬,就像空酒瓶送回工厂。 如果要我勾勒人类学研究的图像,我会完全不知道主角要干些什么。浮现脑海的可能是一个人正在爬山(前往“做人类学研究”的途中),或者在写笔记(已经“做完研究”了)。 通常我不抽烟,但是我发现一起抽烟,分享烟草可以创造社交亲密感。 通常,奥古斯丁与艾方瑟会一起在酒吧,以待产父亲的无助焦急等待薪资邮件。 比起村里的嘈杂混乱,暗夜丛林宁静安详,我可以逃离人们的注视、指点、叫嚣与诘疑,重拾我在非洲生活的第一个折损品——“私生活”。 譬如,没人告诉我这是掌地师(Master of Earth)所在的村子,司管万物的生长,因此此间的仪式规矩和其他地方不同。不过这种疏漏可以理解,太明白的事不用提。如果我要向多瓦悠人解释如何开车,我会告诉他换挡、道路标志等细节,却忘了说不要撞上其他车子。 唯有这种时候我才觉得多瓦悠人可怜,认为他们的生活形态的确不如西方人。除此之外,他们享受自由以及啤酒、女人带来的感官满足,自觉富足与自尊。可是一旦生病,他们便在痛苦与恐惧中毫无必要地死亡。 我问了几个人此次选举是干吗的,他们茫然以对,解释说:你带身份证来,把身份证交给那个官员,他在上面盖章,帮你投票。我知道,但选什么呢?他们又茫然以对,我们不是说了吗?你带身份证来……没人知道这次选举是在干吗,也不准投反对票。选了一天后,官员觉得投票数不够,把大家叫来再投一遍。选举结果出炉那天,我正好在戏院看到新闻片,官方宣布喀国唯一政党推出的唯一候选人赢得百分之九十九的选票。戏院观众在黑暗的保护下发出嘲弄嘘声,我觉得这才是健康表现。 或许过于仰赖《圣经》,会让人深信所有真理都在一本书里。 喝了大量啤酒的宿醉感好似一整晚奋泳英吉利海峡。 就连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人也不承认你可以是黑人又是种族主义者,虽然非洲部分地区仍保有奴隶制度,而且每当他们提及多瓦悠人,就朝地上吐口水,以免脏污了嘴。我曾与一位大学生聊起扎伊尔境内屠杀白人的惨剧,他的回答便是双重标准的例证。他说活该,谁叫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是白人。这是否代表你愿意娶多瓦悠女人为妻?他瞪着我,好像我疯了。富来尼人绝不能与多瓦悠人婚配。他们是狗,畜生而已。这跟种族主义有什么关系? 田野场上,人类学者极少被周遭人的“假”信仰干扰,他只将它们一一分类,然后看这些数据如何拼凑成图,学着以平淡心面对这些信仰。 行政部门的高官全穿上最像样的制服,副县长看起来像极“法国航空”的空中少爷。 副县长尚未离席前,大家都不准离开,我们在大太阳下都快枯萎了。一大群跟着妈妈的小娃儿开始尖叫哭闹着要走;据说是妈妈故意掐哭他们。少数参加庆典的白人热烈讨论北边两个传教士被谋杀分尸。美国人十分紧张,法国人则夸张描绘尸体模样,乐得让美国人更不安。在场只有我一个英国人,有必要扮演板着脸孔的角色,虽然在老式电影里,这类角色根本撑不到第二本就被谋杀了,到不了多瓦悠兰,更去不了偏远北方。 参赛女子被迫走台步,在一大圈观众面前无精打采走动。她们有一种奴隶市场待售货品的仇恨表情,有的瞪着地面,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有的怒目瞪视折磨她们的观众,龇牙咆哮。 派崔施有个怪癖,走到哪儿都随身携带折叠椅。据说他曾在佛科(Voko)住了一年,那里完全没有家具,令他沮丧万分,因此和朋友前往加路亚买了一张折叠椅,并发誓永远不和它分离。他甚至与这张椅子共舞,直到担任宪兵的表亲苦口相劝为止。 金色蒙雾降下,原始民族开始变得高贵,仪式变得更震撼,为了达成现在的某个伟大目标,过去无可避免被重组了。 飞行常是漫长、不愉快、难过。我的田野之旅最后阶段更是如此,被迫坐得笔直,像个老姑婆啜饮瓶装矿泉水,全副注意力都放在我胸涌作呕的肠胃,同时间,飞机上以超大音量播放法国调情电影,供我取乐。撒哈拉沙漠消失于我的脚下。 我找到房间,又热又吵,灯光闪烁嗡响,价格高到离谱。这正是渴望与现实的真正关系。 一般人较少注意非洲村落与欧洲城市的最大差别在时间的流逝。对习惯农居生活规律节奏、脑袋里只有季节而不知今夕何夕的人而言,都市住民似乎以一种近乎疯狂的营营碌碌呼啸而过。漫步罗马街头,我觉得自己就像多瓦悠巫师,神秘的缓慢速度标示出我的仪式角色与身旁日常活动的差异。小餐馆的菜色太多,我无力应付;多瓦悠生活的别无选择使我失去决定能力。还在多瓦悠时,我成日幻想狂吃痛饮;眼前,却点了火腿三明治。 让数学家颇感困扰的矛盾之一是爱因斯坦的时光旅行者。他以极高速航行宇宙数个月,回到地球,却发现已过了十年了。人类学旅行者正好相反。他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待了不可思议之久,思索宇宙之谜,快速老化。当他回到家乡,却仅仅过了数月。他种下的橡实并未长成大树;时间太短,嫩芽还来不及探头。他的小孩并未变成大人;唯有最亲近的朋友,才注意到他曾离开过一段时间。 一种奇怪的疏离感抓住你,不是周遭事物改变了,而是你眼中所见的一切不再“正常、自然”。现在“做为英国人”对我而言,就像“假扮多瓦悠人”般作态。当朋友与你讨论一些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事情时,你发现自己居然怀抱一种疏离的严肃态度,好像在多瓦悠村落与人讨论巫术一样。这种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调适不良,更因举目望去都是匆匆忙忙的白人而更加严重。 我曾对第三世界文化与经济的最终救赎怀抱模糊的自由主义信念,现在则遭重击。这是返乡田野工作者的共同特色,当他们像返回地球的航天员踉跄笨拙游走于自己的文化时,只能莫名感激自己是西方人,生活在一个突然间变得珍贵万分也脆弱无比的文化里;我也不例外。 “所以,你从未来过我们国家?”喀麦隆海关人员以狐疑眼光看着我,一边无精打采翻阅我的护照。汗水从他的衬衫腋下渗出,形成一个状似非洲大陆的渍痕。此时正是杜阿拉旱季高峰,热不可当。每次指头翻过文件,都留下棕色汗迹。 “是的。”我早学会不可跟非洲公务员意见相左。意见相左的结局是浪费更多时间与心力,还不如简单地消极顺从。诚如某位殖民地法国人向我解释的——此种权宜之计是“调整事实以顺应官僚”。 严格来讲,我们在道德银行的账户都已严重透支,只要官方稍示质疑,便足以让我们陷入内疚深井。 督察员的等候室绝非什么好地方。脾气再快活的人进了这里,也会注入绝望气息。 他嘴里含着一根长烟,烟圈袅袅飘上垂吊得极低、北方恶棍不小心走进来就会被扇叶斩首的吊扇。 我深信非洲一定有个地方,那里的计程车司机善良、温和、有知识、诚实、谦卑有礼,不幸,我还未找到那个地方。 这辆计程车一应俱全,有不断喧嚣放送音乐的收音机,还有一个每次踩刹车就会发出金丝雀叫声的玩意儿,以及涵盖所有信仰、适用所有绝望状况的各式护身符。车窗把手拆掉了,似乎没有离合器,也无换挡装置,只有恶兆般的阵阵摩擦噪音。照例,开车只是连串疯狂加速与紧急刹车。 红色的假皮椅子、赤裸的灯泡,这家餐厅令我想起1950年代的捷克豪华旅馆。壁虎好似大弯道滑雪般在灯泡间狂乱奔窜。 韩福瑞转身,带着贵妇人的傲气高视阔步离开。我只好跟随其后,好似他勃然怒火下的一抹苍白影子。 回忆会戏弄人,不是美化事实就是简化事实。 在非洲搭飞机一直有种非现实的感觉。你坐定,置身胶囊机舱、吹冷气、啜饮冰凉果汁,从那些站在茅屋阴凉处仰望天空的人头顶飞过。这些人一辈子没想过离开出生地二十英里远,他们生于斯、死于斯,终生视线不离开同一座山。 多数非洲村民的地理知识几近神话。拿我做采集的村子来说,村人从未见过海,晚上围坐营火旁,老人会反复问我“海”是否真实存在。光是想到海的壮阔,他们便胆战心惊,听我形容海浪的汹涌,他们发誓永远不想看到海。村里一个经验老到的旅者宣称他曾在八十英里外的城市看过海,向我们夸张形容海的模样。我都不忍心告诉他,他看到的是河水泛滥。 惯于旅行者的一大特征是知道该带什么“伴手”。 道路平坦宽广得令人吃惊,好像崭新的飞机跑道——一条切过丛林的鲜红色缎带。当然,到了雨季结束,这条路会再度侵蚀、坑坑洼洼,但是在一个长年认命于忽视与轻颓的城镇,这条马路仍是乐观进取的撼人象征。 每当鲁宾的脚踏车耍脾气坏了,他就面露愁容,在屋里夸张地唉声叹气,把气氛搞得宛若殡仪馆。最后大家都受不了,赶快帮他买新零件,钱自然还是挂在他的账上。这时,他会露出灿烂笑容,屋里回荡歌声。但他还不忘给你一种挥之不去的内疚感,因为你帮他买了那么不好用的脚踏车。 热带地区,太阳西沉速度极快,且有短暂黄昏,随机陷入无边黑暗。一轮凸月自锯齿状的花岗岩山头慌张浮起。远处山坡红光点点,那是村民焚林烧掉茂草,以期新草再生。热气加上百万只蟋蟀的低鸣声、温柔的月光,都让阳台成为打盹的好所在。 第一次造访非洲时,我很讶异自己居然无法辨识非洲人的脸孔,虽然他们的外表各有极大差异。这就像参观画廊,走过一幅幅头戴假发的古代绅士肖像,看到第三幅,你就忘了前两幅的模样。 一个宛若溺水者的虚弱声音自无线电传来,听得出来他反复在说同一句话:“你要干什么?”下士回答:“你是谁?”但是,静电干扰再度像浓雾包围。 下士笃定地说:“气象状况不好。”收起天线。我俩看着山头湛蓝的天空。此刻再说些什么,似乎不礼貌,我起身打算离开。 但我的疑问仍未解决。女人的乳房有其功能性,哺育幼儿不可或缺,对男人而言,不是。因此,男人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乳头视为“外来的女性元素”,将它们割掉,而是去割包皮?我读过的所有文献都不曾提及哪个文化的男人割除乳头。 生命充满“当时当刻”看来完全合理的事情,许多行为事后观之,根本诡异不可解,但形势逻辑纯粹因时因地而异。 这类社区计划总是看似合情合理。拒绝合作显得自私无情。它们却往往充满实务与道德上的困难。而且,动机未明。 疾病最能划破人们用来隔绝保护自尊的种种虚饰。 那天的多瓦悠兰和他共谋,完美嵌入一幅充满乡间宁静与满足的田园诗歌图。村落洋溢善意温暖。鸡儿不尖啼,而是鸪鸪叫。孩童就像至纯的喜悦,笑声如同妙乐撩拨人耳。牛儿低声哞叫,流洩出心满意足。没有年轻人大摇大摆拿着震耳欲聋、令人联想起残酷大世界的收音机。马修的收音机也安静收在他自己缝制的红色袋子里。眼前看不见在烈日底下连续数小时弯腰辛苦耕作的人。此刻,他们就像精致的雕像,躺在田边遮棚下休息。优雅的姿态、甜蜜的低语声,在在散发诗意,不会让人联想他们是在为牛只所有权吵架。就连农地看起来都显得富足丰美,似乎无需人类的努力就自成那样。放眼望去,处处弥漫奢侈的宁静祥和,好一幅伟大的宇宙骗局。 我们的下面,秃鹰围聚山羊,撕咬它的尸体,以类似查税员的敌意、怀疑眼神紧紧盯着我们。 割礼不举行。整个多瓦悠兰陷入极度羞愧。羞红脸的男孩穿戴华丽装饰,无人闻问,独自闲荡,好像在圣坛前被抛弃的新娘。 恶兆狂扫多瓦悠兰。突然间,一切陷入混乱,每件事都成为恶事降临的征兆。这就像我们的社会,某个特别恐怖的谋杀案会吸引大家注意相同的犯罪事件。刹那间,报纸上充斥这类报道,好像整个文明突然末日来临似的。 人类学另一铁律是当你研究的异文化看起来越来越正常,就是你该打包回家的时候了。 我鬼祟抱着水瓮躲在黑暗角落,等待订位柜台开门,希望自己的形迹不启人疑窦。但这里毕竟是杜阿拉,想要不引人注目,简直像不会游泳者想逃过满池鲨鱼几率一样低。一个目光灼灼的男人盯上我,上下打量,无疑,是在看我额头上的汗珠与紧抓不放的水瓮。他问:“飞巴黎?”我点点头。他发出那种修车厂技工审视车子损坏时最爱用的惊叹声。 结束旅行总会带来哀伤与时光飞逝感。你因自己毫发无伤重返一个安全、可预期、黑色毛毛虫瘟疫不会推翻宇宙时间表的世界而如释重负。诸此种种,都让你以全新眼光审视自己,或许如此,人类学到头来终究是个自私的学科。引自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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