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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和海德格尔都把语言的技术视为一种堕落，就此而言，他们都还停留在最古老的哲学传统之中。我们在此则试图展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使这个观点更加形象化：比如，我们说古希腊智者的文辞同当时的誊抄匠的文辞是同等的，这些誊抄匠是古时的“教员”……没有他们，公民身分就不可能形成。但是还有更深层的问题。

这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技术和时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语言的作用在于实现个体化或“主体间化”（我们在此将要抛弃哈贝马斯和主体间性的概念，这个作为他一切分析的基石的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那么语言带来的就是时间，因为时间是“个体化的真正原则”。海德格尔之所以能把语言和器具化的技术相对立，是因为语言包含了时间的原始时间性，而技术和计算的器具性则相反，它隐匿于总是伴随着烦忙的在时性中。问题的关联在于弄清：把技术置于一端，使其本身不成为个体化的构造因素，这样的配置本身是否还是“形而上学”的。——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一卷，“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译本，译林出版社，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