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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二年七月，杜甫由华州司功参军任上弃官西走，……此时他已不是一个朝廷的命官，而成了一个战乱时期逃难的难民，跌入了社会的底层。
这话说得未免矫情。且不说当时社会底层人往往不识字；我们看杜甫此后的行踪及所交往之人：赴同谷是应县令之邀；在成都时依附严武为幕僚，此人当时为西南唯一大城市的长官，后又升任西川节度使，是整个西南地区最高实权人物之一；在成都时又与花敬定这样的将领交往；即使最后在湖南将要饿死之时，还是靠耒阳县令搭救；此外看其诗中提到的其他与之来往的人物，如章留后（彝）、吴郎（南卿）、王郎司直等，大大小小总归是个官吏；皇帝还先后两次授官于他。这就和现在的小白领自称或被视为“社会底层”一样，实际上最多是自己所在圈子的底层（“同学少年多不贱”），算不得真正的社会底层。
另一方面，杜甫诗中反复出现的生活困难场景，如“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之类，当非虚语，后来在耒阳连饿五天，也是历史事实。一个不在社会底层的人，生活状况尚且如此，那么真正的社会底层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