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的起源

我在这里，基于民族意识形成的模型，提出一个关于基于设计形态的想象社群的猜想。在语言划分的族群之内或之间，在消费主义取代其他主义的时间节点上，会形成一种民族之内或之间的新的，基于消费选择或基于人们认为的、基于消费选择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价值观的社群。由于民族内部层次之间差异过大，民族主义逐渐让一部分人生厌，进而失去地位，这部分人追求更细分的社群，细分的方法是通过消费选择辨识某种内在价值取向，以价值取向进行归类。
印刷语言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首先，并且是最重要的，它们在拉丁文之下，口语方言之上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那些口操种类繁多的各式法语、英语或西班牙语，原本可能难以或根本无法彼此交流的人们，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相互理解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感觉到那些在他们的特殊语言领域里数以十万计、甚至百万计的人的存在，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感觉到只有那些数以十万计或百万计的人们属于这个特殊的语言领域。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
首先，基于设计形态的想象社群形成的第一步，是风格形态范式的形成和规模化生产。在规模化生产之前，并不会出现某种广泛流行、又特别具体到风格的形态范式，只会有功能形态范式（筷子 vs 刀叉）。在规模化生产之后，才有了基于设计形态的想象社群。
需要在此重点区别的是，实际的社群会选择一种风格形态来进行自我标识（士大夫阶层与某种特殊的衣饰风格），这样的社群是基于共同掌握的资源、共同的事业与行事方式这样的强共同联结而形成的。我在此提到的想象社群，因人数规模庞大而无法互相认识，更无法确切地相互了解，只是想象拥有共同点而彼此投以情结与信任，就像“民族”。
第二，印刷资本主义赋予了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fixity），这种固定性在经过长时间之后，为语言塑造出对“主观的民族理念”而言是极为关键的古老形象。诚如费柏赫和马丁所提醒我们的，印刷的书籍保有一种永恒的形态，几乎可以不拘时空地被无限复制。它不再受制于经院手抄本那种个人化和“不自觉地把典籍现代化”的习惯了。因此，纵使12世纪的法文和15世纪维永（Villon）所写的法文相去甚远，进入16世纪之后法文变化的速度也决定性地减缓了。“到了17世纪时，欧洲的语言大致上已经具备其现代的形了”。换句话说，经过了三个世纪之后，现在这些印刷语言之上已经积了一层发暗的色泽。因此，今天我们还读得懂17世纪先人的话语，然而维永却无法理解他12世纪的祖先的遗泽。
基于既成风格形态范式和规模化生产的想象社群，是被某些风格形态特征（符号）所联结，形成了某种共同体。符号与使用者的关系是相互驯化、相互加强的关系。这种想象社群是被某类风格形态所捕获和联结的，被捕捉的个体会变得狭隘，而反过来，被消费的风格形态也会变得固定和难以突破。
第三，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和旧的行政方言不同的权力语言。不可避免的是，某些方言和印刷语言“比较接近”，而且决定了它们最终的形态。那些还能被吸收到正在出现的印刷预言中的比较不幸的表亲们，终因不能成功地（或是只能局部地）坚持属于它们自己的印刷语言形式而失势。波西米亚的口语捷克话不能被印刷德语所吸收，所以还能保持其独立地位，但所谓“西北德语”却因为可以被吸收到印刷德语中，而沦为“低级德语”——一种大致上只使用与口头的、不够标准的德语。高级德语、国王的英语以及后来的中部泰语都被提升到彼此相当的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崇高地位。（这说明了为什么20世纪末欧洲的一些“次”民族集团要借由打入出版界和广播界来从事企图改变其附庸地位的斗争）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不同设计风格的斗争和发展过程与语言发展过程的类似性。智能手机的普及让视觉设计与每个人的距离都极大拉进，屏幕让一个设计可以迅速触及到千万乃至数十亿人。扁平化风格作为视觉传达设计的主流风格之一，吞并了很多其他中间化的风格，并且在扁平化风格内部形成了阶级，某些扁平化更高级，而另一些则是低级的。另外一边，完全的拟物化风格则幸免于难，等待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