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页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从存在……

我一直读不太懂莫里斯·布朗肖，或许以下这些能有助于理解：
同样是在斯特拉斯堡，列维纳斯开始了和莫里斯·布朗肖长期而复杂的友谊。布朗肖1907年9月23日出生于索恩-鲁瓦尔的奎恩地区，他比列维纳斯小两岁。他成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中并被培养为一个君主主义者，在列维纳斯刚认识布朗肖的时候，他深受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caise）的影响。布朗肖的社会地位和他的右翼政治倾向使他不太可能和一个犹太移民建立友谊，但很快这两个学生发现他们受到相同的哲学关注的驱使。布朗肖在学校的兴趣主要是文学，他的关注点集中在斯蒂芬·马拉美、夏尔·波德莱尔和阿尔图尔·兰波作品上。在斯特拉斯堡，他就已经对马塞尔·普鲁斯特和保罗·瓦雷里的作品产生兴趣。不过在1991年的一次访问中布朗肖提到，“在遇到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之后，我被说服并承认哲学就是生命本身……在他无限又永远理性的激情中，思想总是以突然的方式一再更新。”列维纳斯将布朗肖引入到俄国文学的世界以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中。而布朗肖则向列维纳斯介绍普鲁斯特和瓦雷里的作品。
事实上，两人在斯特拉斯堡时期形影不离，并且在之后的生命中他们始终是最亲密的朋友。在《致友谊》(pour l'amitie)一文中，布朗肖称列维纳斯为“我会以你相称的唯一朋友。”但是，这两个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人之间的友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与列维纳斯的关系使布朗肖开始重新思考他的政治和宗教信念，但是直到二战后他才清楚地阐述这番思考的成果。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不以机缘或偶然来形容他和列维纳斯的友谊以及他们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复杂关系，而将其视为一种约定：“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我唯一的朋友——我的老朋友——；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我们年轻，而是来自一个慎重的决定，一个我希望永远不会打破的约定。”列维纳斯使布朗肖重新思考他同他者关系，但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或直接的。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布朗肖的右翼天主教倾向导致他将民族（nation）概念化为与他者对立的东西。他把民族设想为最高的主体，这个“我”以一个有机民族共同体的名义说话，而且他并不将他者、陌生人或外国人视为一个可以展开对话的机会，而是一种威胁。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布朗肖同列维纳斯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海德格尔著作基础上的共同的哲学研究使布朗肖感到主体的不稳定地位并试图在民族中寻找稳定性。那时他将这种方法视为使民族概念丧失意义并使之混乱和无力的现代性危机的解药。但和列维纳斯的私人关系同样也是一种与他者的遭遇。而这个他者是在友谊中走向他的，与他无限亲密，但也是一个使他自己的身份变得很有疑问的他者。因此布朗肖所指的约定涉及到同列维纳斯的关系中重新思考自身。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列维纳斯和布朗肖的关系在政治之外保持着，但却总是受到布朗肖的政治选择的困扰。这一时期，布朗肖对他所认为的现代性危机的政治回应具有精神分裂的性质，直到二战后，他才开始真正面对这一问题。
列维纳斯和布朗肖会在有生之年继续他们之间的对话，而人们在阅读他们其中一方的作品时必须要参考另一方面的作品。正是列维纳斯对哲学意义之理解的异质性和他关注的奇特性吸引了布朗肖并形成了他们约定的基础。
列维纳斯所受的教育并不是法国学生在哲学上所受到的那种教育，他所关心的问题也不是法国学习哲学的学生所关心的问题。他在俄国文学中的训练以及他对圣经的知识使他来到斯特拉斯堡哲学系学习，而他在斯特拉斯堡的学习把他带向了现象学。在法国关于伯格森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争论中，列维纳斯既不支持前者，也不支持后者。对他而言，哲学的未来是现象学，而现象学的故乡是弗莱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