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1986

““我们走吧。”她会在1945年和1955年以及接下来的所有年份里不断这样说。“天要黑了……我要走了。”正如诗人所预言的那样。她在布杜杰尼的“我们的书店”中读到过方多亚努-冯达所写的这句诗吗？这位罗马尼亚诗人从巴黎去了奥斯维辛，而不是耶路撒冷。我已最终接受了这行诗句的负重，以及我那现在双目失明、哪儿也去不了的母亲的强迫性预见吗？当听到“异教徒”、“非犹太人姑娘”、“滚开”等词汇时，我不再跳脚大怒，我现在可以容忍所有那些我以前竭力逃避的犹太人区的习性。她又一次示意她的嘴干了，要喝水。她喝了一小口，将杯子递回给我，然后准备重返舞台中央。
“‘我给你1000列伊。’我对他说。他本可以开枪打我，或是搜我的身，把钱全抢走。‘好吧，’他说，‘我会去把你的人带回来，为了1000列伊，可我还想要一罐尼维雅奶油。’”
“尼维雅？他要尼维雅干什么？你怎么会带着尼维雅奶油？”
“我带了，这是上帝的一个小玩笑。我往背包里塞了两罐尼维雅。”
“那么，没带拖鞋，可你带了尼维雅。”
“我把尼维雅给了他，他把我父母带了回来。我们一路都带着他们，直到他们死去，他们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当我父亲临死时，弗洛·多克托尔·黑尔曼告诉我，她有一小瓶药，德加冷滴剂，也许会对心脏有所帮助。她问我要1000列伊。”
“在集中营里与死亡做交易？””
可怕的交易。
““有多少次……我得紧紧抓住什么，抓住德国军官的外套不放，求他把我们从想杀掉我们的乌克兰人手中解救出来，那些为德国人服务的乌克兰帮派。我抓着我为其工作的农民的胳膊不放，大冬天里，我得穿着麻袋布做的衣服走上八公里。我工作整整一周，只能换来几个土豆、一条面包和一些豆子。1944年，当苏联人解放我们时，我紧紧抓着约赛尔，我们的拉比，求他上演奇迹，救救马尔库。他们的第一个行动是把犹太男人送到前线去与德国人作战。他们比骷髅好不到哪儿去……””
也许并不存在什么正义的反击，战争一旦打响，受苦受难的只有百姓，高官即使输得再多，也还有乌纱帽戴着。
“我们等着吃午餐，等着午后的小睡，那些孤独的时刻。我们全都挤在这间小公寓里，一如我们最近40年来一直挤在思想狭隘的社会主义的狭小限制之内。”
“我坚持不懈。“超过正常水平？‘正常’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理解‘正常’的概念？再看看这……”我从报纸堆中又抽出一份报纸，可能引起我的听众的反应的机会微乎其微。
“第二天，它说：‘记录显示辐射性相对减弱，但它仍然维持在一个高水平。’相对减弱……但仍然处于一个高水平。”
“我们躺下来睡午觉，午睡证明了宁静的东方社会主义对垂垂老矣的西方的优越性。”
虽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马内阿是在讽刺独裁统治，但总觉得他也在挖苦社会主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