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大武》之乐

在《宾牟贾》篇中，孔子与宾牟贾以《大武》为例讨论了“乐”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知道，孔子在《论语》中曾经对《大武》做出评论：“尽美矣，非尽善也”，与此相对应，却称《韶》乐为“尽善尽美”，为何孔子仍然用大量的篇幅讨论大武之乐，并称“《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事实上，在《礼记·乐记》中对于《大武》之乐的评价也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比如在《乐礼》篇中说：“干戚之舞，非备乐也。”郑玄注曰：“乐以文德为备。”孔颖达疏曰：“周乐干戚之舞，非如舜时文德之备乐也。”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乐象》篇中，在说明“生民之道，乐为大焉”时举的却是《大武》的例子。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以上的矛盾呢，《大武》究竟是不是备乐？孔子对其的真实态度是什么？为何《乐记》中在举例说明“乐”之作用时单单具体讨论的是《大武》呢？本文试图浅论以上问题。
一、《宾牟贾》所展现的《大武》
《宾牟贾》整整一篇都在针对《大武》进行讨论，两位主人公孔子和宾牟贾相互应答，用语言为后人还原了这首古乐从始到终的动作、节奏、音律、甚至舞蹈时表演者的站位与变化等，并且更是记录了孔子对于《大武》之乐各种细节的解读。
由以上可知，宾牟贾五答中而三是两非，并且孔子在最后称赞：“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苌弘是周大夫，孔子曾向其求教。并且谓宾牟贾为“子”也有亲昵的意味，这说明孔子对于宾牟贾的回答大体是赞同的。
在他们的讨论中，对舞者的姿态、动作也进行了细致分析。武王长久持盾站立是为了等待诸侯，舞者手足发扬，动作激烈是在表现战争的激烈，尤其是“《武》乱皆坐”，象征着周公、召公以文德治之，以文止武。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大武》之乐是诗、乐、舞三者相结合的综合性艺术，每一个细节都自有其深意，不仅有一定的叙事性功能，可以表现“武王伐纣”“周公制定”这样的历史事件的前后始末，并且也能刻画主人公武王的心理以及其伟岸的人格。
另外，孔子揭示了《大武》的结构模式：“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舞缀的变化是孔子详加解说的地方，《大武》通过舞缀的变化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舞者每一次行列的分合与位置的移动都有特定的喻意。六成代表着奏《武》曲六次，始奏象武王北出观兵，再奏象武王灭商，三奏象武王克纣而南还……六奏象武王之德充满天下。
儒家认为，从缀兆的特点，我们可以体察到舞蹈所反映的政风民情。《礼记·乐记》中说：“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郑玄注云：“民劳则德薄， 相去远，舞人少也；民逸则德盛， 相去近，舞人多也。”如果舞蹈队形排列紧密，则意味着民众安逸，君德盛大。那么《大武》的队形之浩荡便可以体现出周武王拥有厚德，其德充满天下。
二、孔子眼中的《大武》
孔子为什么说《大武》“尽美矣，非尽善也”呢？郑玄认为：“乐以文德为备。”而尧舜禹时期政权变更是通过禅让，而武王则是通过暴力推翻前朝统治，以征伐取天下的方式不够“善”。如今还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孔子认为《大武》不够“善”的原因是“声淫及商”，也就是说《武》乐中夹杂了五声中的“商”音，而“商”音是商民族音阶体系中的骨干音。因为孔子一向认为郑卫之音为淫声，而郑卫之音又是商族音乐的遗声。所以，孔子很有可能认为《武》乐中夹杂了“商”是其一大缺陷。笔者更加赞同后一种解释，因为夫子也曾说过：“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孔子看来，武王伐纣是顺天应时的正义行为而非是伯夷叔齐所批判的“不仁不孝、以暴易暴”的不正义行为。《礼记正义》中也说：“事与时并，举事在其时也。《礼器》曰：‘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名与功偕。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名因其得天下之大功。”武王伐纣也是对于圣王们“礼乐之情”的一脉相承，只是因为时势不同，所以导致他的传承方式不同而已。而武王功成后制礼作乐，又进一步导致《大武》与《大韶》、《大夏》等先王的音乐有所不同。
《乐施》篇中也说：“殷周之乐尽矣。”对此孔颖达疏曰：“但自夏以前，皆以文德王有天下，殷、周二代，唯以武功为民除残伐暴，民得以生，人事道理尽极矣。”正义曰：案《大司乐》注云：“汤德能使天下得其所，是其德也。”《元命包》曰：“汤之时，民乐其救之於患害，故曰《濩》。”救世由救之，故民得所，义亦通也。《大武》，武王乐也，以武取定天下，周公制焉。由此可知，殷周两代的汤武二王不同于夏以前的先王，是通过武功为生民立命。虽然是凭借着暴力的战争手段，但是不能否认汤武的德行，因为他们通过推翻暴虐统治从而拯救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使生民“得其所”，亦是大功大德。王者成就了功业，应民之所乐，故“功成作乐”。那么武王制“干戈之乐”，其实也是顺乎民意的做法。
三、为何孔子特别论及《大武》之乐？
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而恢复周代的礼乐制度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政治理想。在当时，“雅乐”失落，被“郑卫之音”取代，“乐”不再是政治教化的手段反而成了人们娱乐纵欲的工具。因此，像《大武》这样的宫廷正乐其中蕴含着的“天地之道”、“圣王之德”已经少有人能理解，上层所施的“礼乐”和需要被教化的下民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孔子一直尊崇的周文化衰微了，这位圣贤不愿丢失一直延续的文明道统，所以他从前代之“乐”开始，阐明其中的“圣王之德”，以期来日礼乐文明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