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

于是,我明白了,这么多年以来,至少我自己直是一个鼠疫患者,而这些年我却全心全意地相信我是在与鼠疫作斗争。我得知我曾间接赞同几千个人的死亡,我甚至促成了那些死亡,因为我认为必然导致死亡的那些行动和原则十分正确。别的人似乎并没有为此而感到不安,或者说,他们至少从没有自动谈起过。而我,却一想到那些事喉咙就哽得说不出话。我跟他们在一起,但我却很孤独。有时我向他们谈到我的思虑,他们说必须考虑当前胜败攸关的事,他们还提出许多常常给人深刻印象的理由,让我相信我难以相信的东西。然而,我回答他们说,在那种情况下,那些身穿大红袍的大鼠疫患者也会讲出许多令人信服的道理,如果我同意小鼠疫患者提出的有分量的理由和必要性,我就不可能否定大鼠疫患者提出的理由。他们提醒我说,要承认穿红袍的人有理,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判刑的专营权。但我琢磨,如果让一次步,那就没有理由让他们住手。历史似乎认同了我的想法今天,他们都在杀人场上争第一。他们全都杀红了眼,而且也欲罢不能了。
不管怎么说,我自己的事并不是进行辩论。我关心的是那红褐色头发的猫头鹰,是那个肮脏的偶然事件:那时,几张臭嘴向一个戴脚镣手铐的人宣布他即将死去,他们作好一切安排让他死,是的,让他在一个接一个眼睁睁等待被谋杀的极度苦恼的不眠之夜后死去。我关心的,是那胸脯上的窟窿。我思忖,在此期间，起码我是这样——我决不会认为那种令人憎恶的屠杀有丝毫,您听见了吗?丝毫的道理!是的,在我还没有看得更清楚之前,我选择了这种顽固的盲目态度。
自那以后,我一直没有改变。长久以来,我为我也曾当过杀人凶手——哪怕是间接的,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而感到羞愧,感到极端羞愧。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只意识到一点:在今天,即使比别人优秀的人们也免不了去杀人,或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生活逻辑。我还意识到,在当今世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别人的死亡。不错,我一直在感到羞愧,这一点我心中有数,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处在鼠疫的包围中,我因此而失去了内心的安宁。到今天我还在寻找安宁,我试图理解所有的人,试图不成为任何人的死敌,从而找回我的安宁。现在,我只知道必须做该做的事,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再成为鼠疫患者,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找回安宁,或者在找不到安宁时,平静地死去。只有这样做才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即使不能拯救他们,起码可以使他们尽量少受折磨,有时甚至会带给他们些许快乐。为此,我决定拒绝接受促人死亡的,或认为杀人有理的一切,不论它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不论它有理无理。
这也说明为什么在这次鼠疫里,除了学会同您并肩向瘟神开战,我没有学到别的什么。凭我可靠的学识,我清楚知道(是的,里厄,我深谙生活中的一切,这您也看见了),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我也知道,必须自我检点,毫不懈怠,否则,稍不留神,就可能往别人脸上呼气,把鼠疫传给人家。只有细菌是天然形成的。其余的东西,如健康、廉正、纯洁,可以说都是意志作用的结果,而这种意志作用是永远不该停止的。老实人,几乎不把疾病传染给别人的人,他们总是尽最大可能不走神。要想从不走神,就需要意志力,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对,里厄,当鼠疫患者是非常累人的。但要想不当鼠疫患者更累人。因此,所有的人都显得很疲劳,因为,在今天,人人都多少有些患鼠疫之嫌。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不愿意继续当鼠疫患者的人正在经历一种极度的疲劳,只有死亡能够使他们摆脱这种高峰状态的疲劳。
从现在到那个时刻到来时,我深知我对这个世界本身已没有价值,从我放弃杀人那一刻起,我已经自我宣判永远流放。该由别的人来创造历史了。我也知道,我不可能从表面上去判断那些人。我缺乏当有理性的杀人凶手的某种素质。这当然不是什么优点。不过我还是愿意像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学会了谦逊。我只不过想说,当今世界上有祸患,也有牺牲品,必须尽可能避免站在祸患一边。这一点,在您看来也许比较简单,但我知道这是正确的。我听见过太多的道理,那些道理差点弄得我晕头转向,而且确实蛊惑了许多人的心,使他们同意去杀人,我这才明白,人们的不幸都源于他们说话不清晰。于是,我决定无论言语或行动都明明白白,这样才能走上正道。因此我才说有祸患也有牺牲品,如此而已。如果我在这样说时,我自己也变成了祸患,起码我不是心甘情愿的。我试图当一个无辜的凶手,您瞧,这不算过分的奢望吧。
当然,也需要有第三种人,那就是真正的医生,但在现实里这样的医生很少,也很难遇到。因此我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人一边,以限制损失。在受害者当中,我至少可以探索怎样才能达到第三种人的境界,即是说,怎样才能获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