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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Reynolds注意到量化研究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只为了客观与精确，却忽略了问题的真正焦点。测量不是愈精确细致愈好，这可能成为无重点的精确（pointless precision)，许多行为科学家即犯了此种“精确”焦虑症。正相反，有时，测量粗糙点反倒比较贴近现实，Campbell即主张，单单“近似”（approximation)就完全可以接受（Campbell，1928：186）。Parsons更曾明确地指出，数学乃是以“理论”的姿态被运用在物理学上，逻辑上，如是之测量（measurement as such)并非科学的根本。除非能够配合分析范畴，否则，在科学的经营上面，数字资料并不具有显著的重要性（Parsons,1938：18-19）。说来，Kaplan即把此一量化迷思的历史根源点拨出来了，他告诉我们：19世纪以来，数字被看成具有内在的科学价值（intrinsic scientific value),而这样的“科学”迷思正是整个问题的关键
（Kaplan，1964：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