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原富》

 为什么翻译原富
　　经济学在整个斯宾塞体系中相当重要的。斯宾塞认为，“工业阶段”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已发展进化到最高阶段，这种“工业阶段”说基本体现了古代经济学家的全部设想。斯宾塞著作中赞美的“利己主义”活力，首先指的就是工业企业家的活力。这是建设性的利己主义，现在严复要为捍卫它而反对儒家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不单是斯宾塞的学说，尤其是英国空前的经济力量，把严复引向了亚当·斯密，他的学说是公认的这种非凡发展的理论根源。
　　严复于1897年开始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898年末已完成了一半，到1900年末完成了全部译稿。此书与《天演论》的情况一样，也受到他文体上的良师吴汝纶的喜爱而为之作序。这部译著比起《天演论》来，较多采用直译，较少采用意译，但同样添加了大量按语。
　　研究严复《原富》得出结论：在斯密著作中发展，并由维多利亚英国这个例子所证实了的经济自由主义体系，是一个为国家富强而非常巧妙地设计出来的体系。
　　在最后一章“论公债”中，斯密感叹，大规模地向国民借债和以税款做抵押，只有在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到高水平的社会或国家中才有可能。他还指出，总的来说，战争一直是这种大规模借债的主要原因。然而，当他把“不断地借债”看作“毁灭性的权宜之计”时，他承认英国至今还没有遭受像其他国家因借债而造成的那种“衰弱和颓败”的痛苦。他说，在英国，“似乎由个人的节俭与明智行为所产生的积蓄，也足够弥补政府滥用所浪费的社会一般资本。近来战争耗费之多，为英国历来战争所未有，但在这次战争结束时，全国农业和从前同样繁荣。制造业和从前同样兴旺，商业和从前同样发达……英国今日似乎毫无困难地担起了半个世纪以前谁都不相信它能支持得了的重负”。严复对这一事实，即英国甚至在国债不断增加时也一直能够维持和增加它的财富，印象极为深刻。
富裕能提供充足军费
　　严复看到在英国，国家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鼓励和解放人民从事经济活动的活力，国家能够为了自己的目的开发这一取之不尽的财源。英国的情况与中国形成鲜明的对照，自从中日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以来，中国欠的外债越来越多，这就不能激发起中国民众从事经济活动的活力。结果，这种活力处于令人遗憾的不发达和受束缚的状态，而国债的增加只能导致空前的更深不可测的贫穷。纵观中国历史，任何增加国债和税收的做法，结果只能是盘剥整个社会的财富，因为经济在概念上和实际上都处于静止状态。总之，哪个国家使人民从事生产，哪个国家就能承受越来越重的负担而不必害怕贫穷。
　　当斯密指出，富裕是国家能够负担现代（指18世纪）军事技术费用必不可少的条件时，严复又一次谈到国家在军事方面的负担超乎寻常地加重。严复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教训是清楚的，假如中国要永远摆脱贫弱的困境，中国政府必须大举借债。而要做到这一点，如斯密所说，只有促使人民进行经济活动，并解放他们的经济活力。
　　亚当·斯密的目的是纯经济的，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而严复则认为，经济自由之所以是正确的，显然是因为它会使国家“计划”的扩大成为可能。严复的这一论点也许与斯密的学说极其出乎意料地相悖。
开明利己主义与儒教对追求物质利益的憎恶
　　严复不得不正视他对开明的利己主义的赞扬，与儒教对有意识地追求物质利益的憎恶两者之间的矛盾。从儒家的观点来看，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的祸害要比斯宾塞的空谈的祸害要大得多。在儒家政治经济理论的正统路线中，也有几分不干涉主义，这条路线一再告诫国家不要从事那些本属于商人所进行的活动，而且认为一个好的国家不宜过多干涉民众生计。但是，这种不干涉主义与赞扬追求经济利益完全不是一回事。其中虽然含有一种商人被“允许做”什么的极不明显的概念，但同时又绝对承认一种完全反经济的道德观。
　　到19世纪90年代，相当数量的文人学士默默修正了关于由国家作为一个集合体来追求财富的儒家观点。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赞成富强，但要他们承认并且允许个人追求开明的自身利益，阻力还很大。牢牢建立在阶级利益和文人学士儒家正统观念基础之上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使他们不可能对商人及他们自由放任的气质重新进行估计。严复的朋友和老师吴汝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原富》序言中，他说：“然而不痛改讳言利之习，不力破重农抑商之故见，则财且遗弃于不知，夫安得而就理……以利为讳，则无理财之学。”
　　兵法和医术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古籍研究值得尊重的部分，在这一点上是顾不得儒教的和平主义癖好的。这种传统如实地反映了暴力在社会中的作用。许多学者曾致力于研究《孙子》和其他兵书。不可否认，要使军事防御和医疗达到预定的目的，需要科学技术，也即一定的合理方法。同样的道理，经济学是一个自主的领域，实现经济目的依靠采用合理的经济手段，而这些手段只能“科学地”去发现。随着富强的目的越来越被人接受，暴力的实践者，即新的军事家的威望迅速提高，甚至保守的文人学士也敬重他们了。那么，文人学士怎么可能去反对重新估价创造财富的技术以及与技术相伴随的精神气质呢？正如人们谴责军事学家从暴力出发进行思考一样，人们决不能谴责企业家从赢利出发进行思考。相反，企业家在他的竞争范围内，有责任根据赢利来思考问题。
　　严复还指出，从否定利己到明确肯定开明的利己的积极作用，这种道德观的转变，决不只为中国所特有。在这里，真正的对立与其说存在于中国和西方之间，不如说存在于现代世界与过去之间。严复知道西方新近已在把开明的利己作为一种道德加以认可，所以，他要说明这一事实，以使本国的文人学士不盲目地为自己的一切文化传统感到自豪。在转变自己价值观的过程中，中国将完全遵循已在西方开始的人类进化的共同道路。而至今还把个人利益当成恶魔，把道德建立在否定人的建设性活力之上的，并不仅仅是中国。
　　能激发起建设性的企业家的努力并导致富强的利己，和中国贪官污吏卑劣的自私是截然不同的。中国贪官污吏的自私是一种只挥霍社会财产而不做任何奉献的盲目的消费享乐主义。在西方，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都被利用来服务于实现国家的目标。在中国，文人学士消极的“义”和享乐主义者的自私使社会渐趋衰弱。
　　读者从《原富》中获得的，与其说是经济利己主义的特殊信息，不如说是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从亚当·斯密的著作和严复的按语中，人们可以对杜格尔·斯图尔特提到的“古代与现代政策的对照”有比较明确的理解。亚当·斯密曾说过，有目的有计划地将人类活力运用于增加社会财富，就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不管这种财富服务于何种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