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一些隐含之义

　　再谈谈中心问题吧：什么是西方所有的而却正是中国所缺少的？中国与西方的关键性差别究竟在哪里？
　　在寻求西方强大的根源的过程中，严复发现自己被迫远远超出政治领域，去追究近代西方文明的实质。与他的一些较浅薄的后继者不同，严复并不从通常的所谓实利主义的西方和超脱世俗的东方出发，来发现两者之间的关键性差别。严复清楚地知道，创造精神财富的知识分子在显示西方强大生命力的滚滚浪涛中所起的作用。他也深深地意识到工业主义、近代国家官僚政治、近代法律制度和军事机构，是不可能由对直接的物质满足感兴趣的人创造出来的。如已表明的，严复往往发现在与他同代的中国人中，比近代西方人有更多的“实利主义”（伦理意义上）。关键性的差别不是一个物质问题，而是一个活力问题。西方赞扬人在德、智、体诸方面的活力，西方认同的人是有活力、有决断的人，而不是态度消极、遇事退缩的人。西方发现了人类具有无限的能力，并且毫无畏惧地不断去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所梦想不到的人类潜力。西方人头脑中所具有的关键性的价值词语是：物力论、有目的的行动、活力、绝对自信和发掘所有的潜力。
　　严复和他的老师斯宾塞一样，与一些浪漫主义者不同，在近代西方文明这一日趋复杂的复合体中，他看到的是西方浮士德式的活力得到充分体现，而不是这种活力受到阻碍。西方文化的浮士德式特性，已经导致了对外部自然界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征服，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社会政治力量的巨大增长。很显然，这种西方文明的浮士德–普罗米修斯式特性，导致了西方空前的富足与强大。
　　严复见解中的严格意义上的自由诸方面必须看作他实现目标的总体方案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斯宾塞、斯密，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穆勒，都使严复相信作为西方发展的原因的各种活力，隐藏在个人之中；而且，这些活力只有在一个赞许种种个人利益的环境中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自由、平等（首先是机会均等）和民主提供了最终解放个人“天赋活力”的环境。他以超然的目光在近代工业公司中，看到了个人事业和社会组织两方面的巨大成就。普罗米修斯赞成强烈的个人主义，也将同样的赞成给予社会组织，他愿意利用任何合适的手段去达到他的目标。虽然个人也许是活力的最终源泉，但是，在官僚政治组织中，将个人活力聚合起来，并不会抑制和削弱这种活力。确切地说，官僚政治组织会增强这些活力，并把它们导向建设性的目标。
　　严复的个人主义的变种的根子究竟有多深？总之，人们也许说严复所没有接受的，显然就是常被视为自由主义的那个最终的神圣的核心，即：关于社会中人的价值就是目的本身的观念，这一观念乃是决定和形成促进上述价值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因素之一。严复把自由主义作为获得国家力量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这个观点实则大谬不然，因为事实证明，达到这一目标，另有捷径。斯宾塞把个人是活力的单位这一概念，以及这一单位只有在它与它的效能相称时才有价值这一观念给了严复。那么，如果能够论证这些有用的活力在一个完全否定自由和政治民主的价值观念的国家里能被召唤、发挥出来，会怎样呢？如果也能论证一个社会组织对于提高社会的活力和个人的积极性同样重要，又会怎样呢？20世纪积极的权力主义并不抑制精力旺盛的个人的体、德、智（指技术智力）各方面的活力。这些权力主义的国家，实际上对提高这些活力感兴趣。斯宾塞所理想的“幸福”的人（见第三章），即“身体健康、精力旺盛、意识到过去的成功，以及凭自己的活力、敏捷和智谋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这样的人一样能行使一个地方长官，或一个人民委员，或一个像资本家巨头一样的苏维埃工业管理人员的职责，特别是，如果这个人缺乏必不可少的辨别是非的想象力和反省能力的话。
　　严复的英国式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之后的中国就不那么盛行了。然而，他对于富强的关注、他对于西方文明中“浮士德要素”的反应，仍然是中国知识界的觉悟的基本特征，支撑了当时所有的独立思潮，并与这些思潮难解难分，不管这些思潮自登台之日起即标榜为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或者甚至是新传统主义的。
　　广义地说，我觉得似乎可以把严复著作中有关近代西方发展的问题区分为两股潮流：1. 浮士德–普罗米修斯式的气质，即赞美人的活力和能力在非人类的自然界和在人类社会内部的充分表现，以及由此必然带来的人类整个社会–经济机构的“合理化”（韦伯意义上的）；2. 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政治的理想主义。这后一条线索，由自由、平等、民主和社会主义等这样一些词语来代表，涉及人们在更宏观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结构中的关系的实质，并涉及促进实现这些社会–伦理目标的那些结构的形成。
　　哈列维（Halévy）认为，民主和功利主义的运动（后者与亚当·斯密的经济倾向明确相连），在英国起初是完全独立的，只是在18世纪末才逐步融合起来。
　　18世纪英国的较多“自由”的国家结构为工业资本主义的首次突围提供的环境，比欧洲大陆上官僚政治化的国家所提供的环境也许要有利得多。实现富强的手段的确需要由统治精英来加以阐述，而且阐述至少要说明这样一点，即强调成就是近代化过程所固有的。那么，这里就明确示意了不断扩大的机会均等的领域。因此，人们将发现机会均等在各个不同的社会（比如明治日本、纳粹德国、苏联和美国）中发展起来。选择个人事业的自由、发展个人体力和智力（最广义上的智力，可以说是无害的技术）的自由，就是民主国家和近代积极的极权主义国家培育出来的平等和自由。不过，这些极权主义国家相当有能力，它们使涉及人身不可侵犯的公民权、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和社会平等，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多余的东西。虽然“社会主义”一词含有关注人类平等的意义，而不是仅仅指一个“有计划的”和集中统一组织起来的社会，但是，实现富强的手段天生就属于统治集团的和权力主义者的，这一点已得到充分的证实。有那么一些人向我们保证，他们说，当近代化的进程能自发地实现所有的社会和政治的理想时，幸福的日子就正好越出了地平线。然而，到目前为止，应该注意的是，在那些社会里，不管人们对这些价值观念理解到什么程度和理解的完整性到什么程度，已经出现了自觉的历史运动，这一运动明确地服务于他们的最终目标，而不是只盲目地依靠“近代化的力量”。
　　在近代世界里，没有一个社会不具备国家力量而能幸存下来。不过，事实依然是，凡是价值观念被认为是达到强盛的手段的那些地方，那么，很可能可以判定这些价值观念是靠不住的、无生命力的和被歪曲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