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3页 第五章 历史的基础

经济和宗教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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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们向道场与和尚们布施少量供物，其目的是为了支付特别服务的报酬。
      基金是为未来支付正常法事费用的手段，所以它们在原则上是永久不变的。从一开始，一些属于心理学的原因便引起了佛教现象的发生，并使佛教现象具有了我们所看到的那种规模，它确保了在数世纪期间对佛教财产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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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常常试图把中国佛教的农民形式（更笼统地说应该是民间宗教的形式），看作是用于秘密的、个人的和家庭的一整套巫术。总而言之，这是对大道场中真正佛教的贬责。有一个佛教阶层统统都是云游和尚、从事玩弄诡计和巫术的行家、占卜师、巫师、驱邪祓魔者和庸医，他们都在民间以玩弄巫术为生。这些出家人都利用了被国家承认的合法和尚们的权税特权，并且在世俗人中、节日或集市上利用炫耀自己巫术家的财富，而发财致富。质言之，似乎是某些经济因素，才引起了这一伪滥僧侣阶级的形成和发展。
     显德二年诏令：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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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一般都把佛教在中国取得的成功，看作是一种新教理和新伦理观念的胜利。这类成功在一开始，就是属于另一范畴的原因而引起的，即不仅仅是纯宗教原因，而且还有技术原因。由印度传入的坐禅方法和运气技术，似乎（甚至是确实）优于到那时为止在中国出现的做法。（《释老志》暗示了由佛教僧侣实行、由西域胡人传入中国中原地区的某些新的占卜方法）在平民百姓眼中，佛教僧侣都是一些拥有非凡能力的人。恰恰正是这些本领，才使他们被称为“上人”，他们完全相当于中国佛教传入之前传统的一类人。但相反，佛教可能又夹裹进了某些获得圣性的更新的更有效的方法。
       然而，无论人们把这些技术，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看得多大，我们涉及到的总是一种宗教，一方面是一种伦理教理，另一方面又是一些宗教生活的方式。在这些巫术做法和佛教的纯宗教形式之间，似乎有一种本质上的差异：它们之间的对立仅仅是表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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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司的通知叫作“社司转帖”，我们在敦煌发现了许多样本，它们说明社子的份额常常都应该带到“斋主”或“主人”家中。
右缘年交，春座局席，次至曹保奴家。人各粟壹㪷、面一斤、油半斤，幸请诸公等。
    在另一份敦煌社司转帖中，又提到应该向“主人”家带出去同等数量的同类食物。
       如果确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需要主人或斋主负责组织节日和局席，那么斋主本人就无须交纳任何东西了。他要邀请同一社的成员，并以个人的名义进行招待。由于他于其中起了主要作用，所以在他受到邀请时，就可以免交自己的份额。因此，节日并不是不具主办人的名字而由社承办的，而是由其各位成员举办的。在这种活动中个人所出甚少，而所得则甚多，这当然就是指上述机构所产生的宗教效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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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社的特点，是把财富交付共同使用，完全相当于布施的一种更为规范和更为正常的形式。各人的份额是由社条规定的。这已经不再具荣誉体面之意义了，由于害怕不交纳自己的一份费用，而受人鄙视，再加上竞相布施的心愿，这就使社内的各位成员，都会甘心愿意地承担自己的义务，布施再也不是半自发性的了，违背社条就会受到惩治。那些不想应邀前来的人，以及那些没有交纳自己份额的人，也将遭受惩罚。由于敦煌社的法律形态，所以它们代表着一种比“邑”更加发达的宗教形式。我们甚至还可以承认，由于在有关社的碑文和敦煌文书之间，相差数世纪，所以这些集团从前者过度到后者的明显发展，即相当于信仰的一种同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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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法决疑经》中指出：
若复有人，多饶财务，独行布施，从生至死。不如复有，众多人众，不同贫、富、贵、贱，若道、若俗，共相劝他，各出少财，聚集一处，随宜布施贫穷、孤老、恶疾、重病、困厄之人，其福甚大。
      无尽藏理论的新颖之处，肯定就是使出自社的观念和做法扩大到整个信徒阶层。如同社一般，无尽藏也起着经济和宗教的双重作用。这就是以各位施主交纳的份额为基础的一种互助组织。但在信徒中，有关宗教“斋供”的思想，却成了这一机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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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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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信仰也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得到发展。我们承认，皇后和公主以及皇家最高的人物，也蓄养僧尼、修建寺院佛堂。梁武帝也有其“家僧”。唐代皇帝有自己的“内道场”。某些寺院似乎是起了一种特殊的和相当可观的作用。当梁武帝宣布决定“施身”于三宝，以把帝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时候，他始终是前往同泰寺。稍晚些时候的北魏皇后们，也都前往摇光寺为尼。496年，冯氏皇后也出俗为尼，离宫前往这个净辟处；高皇后于528年，胡皇后在她悲剧性地死亡之前，也于528年到了该寺。
       皇家成员及某些佛教僧伽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尼姑们所扮演的特别导师的角色，则成了引人注目的事实。正是她们有时提供嫔妃女眷内室，那些由尼姑们培养出来的嫔妃，有时也会具有光明灿烂的前途。我们掌握有两个非常著名的例证：其一是北魏宣武帝（500-515）的妃子，即后来的胡皇后，她的政治影响在6世纪初非常强大，而且非常赞助佛教；其二就是武则天皇后。这个篡国夺权的武后完全与胡后一样（她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特点），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头衔的皇后，而且是由尼姑们培养起来的，仅仅是在进入唐太宗皇帝的嫔妃群时，才离开了寺院。后来登基的隋文帝杨坚，也是出生于尼姑庵中，并且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与文人的传统培养同时存在和处于对立状态的，还有一种佛教教育，后者还特别适用于皇帝嫔妃群众的女子，它对于皇帝们的政策产生过深远影响，也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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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运动的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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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和艺术活动陷入了衰竭之中。总而言之，无偿布施（以及由无偿布施引起的宗教和艺术的牵连）已经很少，当然也无法考虑了。有一种现象非常重要，这就是在上层阶级中、在那些曾以宗教运动的促进者（皇亲国戚、宦官、嫔妃宫娥）而出现的各界人士中，不信宗教思想的发展，与一种希望发财致富的思想有关。从8世纪初叶开始，公主们便以高价出售恩度。出售度牒的制度是在困难时期，即处于安禄山叛乱高潮中的756年设立的，可是却一直延续到以后很长的时期，这种做法只有利于诸道高官。从此以后，对于富裕农民来说，遁入佛门仅仅成了逃避输课义务的一种手段。朝中把管理佛教的事务，交由宦官们执掌。这就成了他们发财致富的天赐良机。
      与不信教思想发展有关的经济因素的这种优势，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在845年法难后，出现的重建寺院、佛堂和重新开始度僧活动时，更为如此。皇帝们趋向于把私人佛堂的特权，扩大运用到所有上层社会成员们身上。私人佛堂的设立，是大户人家对寺院常住越来越广泛的控制之起源。它还向富裕世俗人提供一种干涉僧伽事务的借口。某些诏令也强调了一种在宋代肯定是相当流行的做法，其目的在于宣布某些官办寺院成了私家佛堂。
        大观“三年，敕勋臣戚里，应功德坟寺，自造屋，置田。止赐名额，蠲免科敷。从本家请僧住持，不许指占有额寺院，充坟寺功德，许御史台内，侍省弹劾施行。”
    1137年的一道诏令指出：惟有“无额小院”，方可改造成“坟寺功德”。
      《佛祖统记》所载智磐的一条注释中，暗示的肯定就是对“坟寺”和“菩提寺”的滥加引申：
       今时（8世纪中叶），势家多以恩例，冒占寺院。子弟干仆，并缘为奸取。寺山造冢，是陷父母于不义之地，而钱谷竹朱，四时诛求，视以为常。不思他日，地域酬偿之苦。为儒为官，不幸而负此见识。以是教其子，以是责其仆，小得而大失，可不自警哉？李意及为寺家奴，特其报之轻者。今故表出之，以为好作，重过者之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