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最早的“文学史”都是注重于“文学作家”个人的活动的，换一句话，便是专门记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等的生平与其作品的。这显然的可知所谓“文学史”者，不过乃是对于作家的与作品的鉴赏的或批判的“文学批评”之联合，而以“时代”的天然次序“整齐划一”之而已。像写作《英国文学史》（公元1864年出版）的法人泰纳（Taine，1828—1893），用时代、环境、民族的三个要素，以研究英国文学史的进展的，已很少见。北欧的大批评家，勃兰兑斯（G. Brandes）也更注意于一支“文学主潮”的生与灭，一个文学运动的长与消。他们都不仅仅赞叹或批判每个作家的作品了；他们不仅仅为每个作家作传记，下评语。他们乃是开始记载整个文学史的进展的。
随了这个历史的观念的变更，文学史当然也便来了一个变更。也如历史之不再以英雄豪杰为中心一样，文学史早已不是“文学巨人”的传记的集合体了。
然而“人”究竟是社会的动物；我们不相信有一个人曾是完全的“遗世而独立”的。所谓“隐逸诗人”云云，他究竟还是人世间的活动的一员。他尽管不参加当时任何的政治等的活动，然而他究竟是受了社会一切大事变的影响的。他的情感往往是最为丰富的，其感受性，当然也更为敏锐。所以无论什么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有他所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影响。那个时代的广大人民的生活都会不期然而然地印染于他们的作品之上。 
为了更深切地了解一个作家，我们便不能不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正如我们之欲更深切地了解一部作品，便不能不去研究其作家的生平一样。
文学史的目的既明，则其所叙述的范围，当然很明白的便可以知道，盖文学史所叙述的并不是每一部文学的作品，而是每一部最崇高的不朽的名著。但也不能没有例外。有许多文学作品，其本身虽无甚内容，也无甚价值，却是后来许多伟大作品的祖源，我们由流以溯源，便不能不讲到他们；且这类材料，不仅仅论述一个文体的生长与发展所必须叙及，即说到要由文学上明了那个“时代”，也是绝好的资料。又有许多已成为文学史上争论之焦点的东西或史料，或曾在文学史上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成为一支很有影响的派别与宗门的……却也不能不讲述——即使其内容是较空虚的。那些作品之所以产生与发展而成为一个宗门，一个大支，当然也自有其社会的背景与根据。
有许多低级趣味的读物，像通俗的小说、剧本之类，表面上虽亦为文学的一体的一部分，实际上却不能列入“作者之林”。但像许多科学上、史学上的名著，有时却又因其具有文学趣味的关系，而也被公认为文学上的名著：例如庄子、荀况的哲学著作，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郦道元的《水经注》等都是。
这个疆界的土质是情绪，这个疆界的土色是美。文学是艺术的一种，不美，当然不是文学；文学是产生于人类情绪之中的，无情绪当然更不是文学。
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简直不能说是“文学史”，只是经、史、子、集的概论而已；而同时，他们又根据传统的观念——这个观念最显著地表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将纯文学的范围缩小到只剩下“诗”与“散文”两大类，而于“诗”之中，还撇开了“曲”——他们称之为“词余”，甚至撇开了“词”不谈，以为这是小道；有时，甚至于散文中还撇开了非“正统”的骈文等东西不谈；于是文学史中所讲述的纯文学，便往往只剩下五七言诗、古乐府以及“古文”。
但不仅远古的著作如此，即较为近代的东西也还是有许多的争论。《西游记》小说向来视为元人丘长春之作，直至最近方才论定为明人吴承恩的创作。而相传的李陵、苏武的五言诗其真伪也是纷纭不已。有许多的谬误的观念，便往往因此而构成。且举一个有趣的例。有一部明人的选本，载了一篇向未被发见过的建安七子时代的王粲《月赋》；居然有许多人相信其为一篇真实的逸文的发见，将其补入汉、魏辞赋之林。但经了细心的批评家的研究，原来这一篇赋便是谢庄的著名的《月赋》！《月赋》的开头假托着“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于时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暧空，素月流天。沉吟齐章，殷勤陈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称曰……”选者目未睹《文选》，便径定为仲宣之作。
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史书，也是他个人的作品。
原来民间文学这个东西，是切合于民间的生活的。随了时代的进展，他们便也时时刻刻地在进展着。他们的形式，便也是时时刻刻在变动着，永远不能有一个一成不变或永久固定的定型。又民众的生活又是随了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的，所以这种文学便也随了地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式样与风格。这使我们的“草野文学”成为很繁赜、很丰盛的产品。但这种产品却并不是永久安分的“株守”一隅的。也不是永久自安于“草野”的粗鄙的本色的。他们自身常在发展，常在前进。一方面，他们在空间方面渐渐地扩大了，常由地方性的而变为普遍性的；一方面他们在质的方面，又在精深地向前进步，由“草野”的而渐渐地成为文人学士的。这便是我们的文学不至永远被拘系于“古典”的旧堡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先驱者在前走着；于是“古典主义者”便也往往携其所学而跟随着，而形成了一个大时代。
当民众文艺初次与文人学士相接触时，其结果便产生了一个大时代。过了一个时代，这个新的形式，又渐渐成为古董而为时代及民众所舍弃，他们又自去别创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出来。